多多：原名粟世征。在上世纪70年代，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现代诗歌的探索者之一，其代表作《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手艺》、《致太阳》等，早已成为汉语诗歌的宝贵财富。而在旅居欧洲的十几年间，创作不懈，获得国内外诗歌界的普遍尊敬。
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来调到《农民日报》工作。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国，旅居荷兰15年，并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住校作家。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大诗歌节，到过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10多个国家的大学举办过讲座和朗诵，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多多系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等。1986年获得北京大学文化节诗歌奖，2000年曾获首届安高诗歌奖，2005年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奖。到人间的最初理由，令人们恢复对诗歌的信心。2005年初，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多多诗选》在诗歌界引起轰动。

旅居国外多年的多多在2004年回来，给躁动而喧嚣的中国诗坛带来慰藉。他那不减当年的创造力有力地照亮了中国当代诗人中年过后难出佳作的阴影。这个把诗歌当作玩具的白发苍苍的儿童，总是让人想起诗歌来

1968年底去了白洋淀。芒克最早写诗，然后是岳重，多多是1970年在北京才开始写诗的，在这之前食指的诗已经在地下流传。无论是谁都不能把这段历史说明白。

在那个时期，写诗可以有很多种意义，无论如何，当时写诗的意义绝对要高于今天。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能性。比如当时很喜欢电影，但你不可能搞电影，因为电影需要集体制作，需要投资，需要许许多多的东西。你在农村插队，你还能做什么，还能想像什么，想回城当个工人都不可能。这样就形成人的一种很决然的态度，你没有选择。当时有一张纸，一支笔，无穷的想象力，有时候灵感一来就流在纸上，第二天看到很自我崇拜，这样的东西不是神赐的是什么？因此我很早就确立了我和诗的关系。这是一种真正的选择。

“文革”结束前夕，大家在天安门广场贴诗，我在广场上，但没贴诗。我一直的原则是：诗歌不能被当做宣传品，因为诗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判断，它有更高更大的涵盖。我决不会牺牲我的诗歌，在20年前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诗歌就是诗歌。比如俄国12月党人的诗歌，今天还有谁去读？12月党人过去了，诗歌也就跟着过去了，而诗歌是不应该过去的。1300年前李杜的东西，我们凭什么要读它？而像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歌尽管有政治内涵，甚至有宣传作用，但它高于这些东西。

《多多小辑》发表于《书城》2004年8月期，责任编辑凌越

2004年，多多回国成为国内诗歌界的大事，而他发表在2004年第8期《书城》杂志上的《多多小辑》，展示了他最近两年的创作风貌。这位白发苍苍的诗人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活力和更加炉火纯青的技艺。编者凌越认为，这位五十开外的诗人在这样的年龄依然保持了这样的力量，这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对于中国的诗歌写作者具有榜样的作用。

多多把每个句子甚至每一行作为独立的部分来经营，并且投入了经营一首诗的精力和带着经营一首诗的苛刻。多多的激进不但在于意象的组织、词语的磨练上，而且还在于他力图挖掘诗歌自身的音乐，赋予诗歌音乐独立的生命。

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自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他在诗艺上孤独而杰出的探索，激励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1]

诗人黄灿然认为：“他的成就不仅在于他结合了现代与传统，而且在于他来自现代，又向传统的精神靠近，而这正是他对于当代青年诗人的意义之所在。”

格里高利.李（GregoryLee）在英译多多诗集的导言中写道：“在多多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近来中国现代主义的最新鲜的表现之一。他是一位纯粹的中国诗人，还是一位完全现代的诗人，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某些经过选择的世界主义的影响。”

多多是一个真正的汉语诗人。他的诗歌以精湛的技艺、明晰的洞察力、义无返顾的写作勇气，近乎完美地承续了汉语在当代中国的艰难使命。他将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温情理解，融于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的细致雕刻，并在每一首诗歌的内部构造上，力图实现他孤寂而坚定的美学抱负。他对汉语尊严的忠诚守护，使他的诗歌很早就形成了显著的个性和风格：意象简洁，节奏明快，语言准确、锐利而富有张力，对心灵细节有深切的敏感和痛苦的体认，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有明确的艺术承担。他在2004年度发表的一系列诗作，以及他本人在母语国家的重新出场，照亮了那些美好而令人激动的文学记忆，同时也见证了汉语诗歌永不衰竭的丰富可能性。

2010年12月17日，《南方人物周刊》主办的第六届2010中国魅力人物颁奖盛典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举行，当选2010中国年度魅力50人文艺类诗艺之魅^[2]

 

 

 

 

作者：李天靖

6月29日傍晚，匆匆赶到嘉定老城厢，在汇龙滩拍了几张合影，叶人就开车于附近找到一家颇为安静的茶馆，与多多、岱松（《新诗界》主编）坐定。做诗人多多的专访。
“回答别人提问的策略，一般可反问直至拒绝或曰失语；我以前也当过记者。”多多笑着说，词锋却不无凌厉。说起什么是诗歌最好的语言？他说，“诗歌是道，流动不定，是活的，矛盾的东西，却是真实。”
　　“其实，张力是次要的部分，属于技巧；融入你单独的那种，针对白开水而言。”此时，正巧一年轻服务生上了已叫的啤酒，殷勤地随手开了瓶，多多接着说，“这么热的天，上温啤酒，为什么不冰镇一下，退了！”声色疾厉，心怯的服务生十分尴尬，气氛骤然紧张。我说，“算了，再拿瓶冰的来。”将温的倒于我和叶人的杯中，不料多多是拿这说事——“这就充满了张力！我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人。”张力是充满玄机的东西，即如这啤酒，由温而冰，不乏变数。
　　“诗歌就是语言的极致，是前语言，是语言的源头，不会衍生出另外的东西；（一般的）语言不在一个层次上。”多多边说边喝冰啤——四人一茶桌，一盘南瓜饼怎么只有三个——他不吃菜，也不吃炒面，只管喝冰啤。我又要了一瓶冰的。他去了洗手间，一旁的叶人解释说“多多，过午不食。昨日在默默家就这样，受了岱松的影响，食素、参禅、悟道，喜欢抬杠。”
　　心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多多，比岱松厉害！一旁的岱松沉吟不语。专心地看我带来洛夫为一本诗选写的序。
　　一会儿，多多坐定又说，“诗歌语言要逆向看，它是前语言。”我说，“是不是原始的巫的那种代神而言？”“是的。像西方里尔克诗歌的实存、实相，不是修辞，但现在我们不幸地将诗当做了自悦的东西。这个世道有些诗人不自杀，倒成了反讽，无奈。”这是多多的激愤语。
　　“里尔克后来的诗，表现出一种纯粹的精神理念，一种形而上的东西。” 我接着说，“从你70年代初的成名作《致太阳》《玛格丽和我同行》《手艺》，到80年代中期的《病人》到《1988年2月11日——纪念普拉斯》到1989年《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一直到诗人孙磊寄来的刊物《谁》，他选编的——薄薄32页的“多多诗集”里，2001、2003、2004年的《从锁孔窥看一匹女王节的马》《带着你的手——松手》《弗米尔的光》等，看你语言巨大的变化，不是吗？”多多说，“但人生经历之巨变，相比诗歌变化之小而惭愧！这些试验性的变，如跳不出如来的手心，没意思。但从道的核心来说，就是顺应其道，顺应变化，不是人为去变化，听其自然。”又说，“把诗歌当一种写作的专业，唯一要做的，要有变化才可以，这就等于延长了呼吸，反之令人窒息。诗叫‘活的’也好，对每一首我都投入全部的精力，至于写好以后，它是什么，那就无所谓了；然后再提出新的要求——不是设定一个目标，否则有违自然而然——以至终身为之，只做这一件事。”
　　这让我加深了2004年给诗人多多的授奖词中的那句话：“他将自己对世界生命温情的理解，融于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的细致的雕刻，并在每一首诗歌内部构造上，力图实现孤寂而坚定的美学抱负。”
多多是朦胧派诗人中把诗歌当作语言的极致去追求的不多见的几个诗人之一。
　　说起他的一首《病人》，短短17行诗，大致出现了十一二个意象，诸如音乐、空指环、玻璃表面、天空、苹果、果肉、烟、坑、树、人、落叶等，曲折、莫名或曰隐喻地传达了病人希望身体康复的愿望。“现代诗的意义在于它多解，或者只部分地理解，要你参与，这是它无尽的魅力所在，诗中的‘我’与病人是什么关系？”多多说，“无我无不我。”
　　“变化才是诗性的东西。要有冲突。吃饭是负担，自查一下现在吃素还这么挑剔。”想起刚才多多、岱松再而三地关照服务生，不放荤油，不放葱姜，还叫来了女经理，磨蹭半天。多多说，“不彻底，矫情。所以要修身养性，但大多不愿为之或不屑于为之。”
“所以要自制。”岱松说。
　　多多说饶有兴味起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年心脏病发作时，查了一下竟有五六种病缠身，吃素一年多，又查了一下，竟一种病都没有了！”岱松笑着说，“四大皆空，病在哪里？无法寄身。”
　　多多边喝边谈，“逆即是顺。写诗要逆向思维，这是最基本的，那看你心力如何？所以修行很重要。法国的诗人瓦雷利，他修行；老杜，他的痛苦，是最好的修行；李白的晚年的禅，达到文学史的高度。今天对诗人的考验是空前的，西方欧洲诗人六十岁，还不评价；同比中国一些中青年的诗人有天壤之别。但（诗歌的）潜流在流转，中国的真正的强大，没有这种人不行，真正惊天地、泣鬼神！”
　　对于传统，多多说，“语言作为载体，五四时就文白分离，由不得我们选择，但灵魂与语言不分离。什么是语言？有灵则灵则有诗，不是玩语言；像诗人博纳富瓦那样——只有语言，否则立即损灭。”
　　说起欧阳江河，他年轻时受传统文化影响甚深，一度提出解毒之说。
　　岱松笑着说，“就怕搞出新的病毒。”
　　返回古典，路线的选择都是技术性的，有限的意识至于无限。对于今年提出的“天问公约”，多多说，“诗歌非常严酷，非宣言、流派的；我不说一字少、说一字多。”他不能说，却有透彻的看法，“繁荣、衰竭。荣荣、衰衰就是命运，但诗歌的潜流一刻不会停留，我不放弃余年，要硬朗；我尊重青年。”
　　“还有什么比诗歌无情多得多的（东西）？诗人是载体，没什么比诗人更纯粹的载体。表达属于散文的，诗歌叫传达。”三年前，他曾很骄傲地说，“诗人，不合道者不少；现在不一样了，大语境变了，追问、追求有没有尽头？我想什么都不是绝对的；火焰不是火，水不是水，什么都可以接纳，即使修行也不定能最终到达，诗人的悲剧是受痛苦，离开悟只差一步。超越不可言说之言说，却只能通过言说，这是诗歌的命运。”
　　叶人说明天一早陪他俩去天目山再去黄山。
　　闲云野鹤般徜徉于天地之间，见庙烧炷香，见佛磕个头；或如苍松般的内心，啸傲天风。
　　揖别，总是依依不舍。
　　多多雪白的手臂一再伸出车窗外，频频挥手像扇动的翅膀远去。
　　多多走前说，“欧洲的‘多多’叫鸟，2000年灭绝。台湾诗人商禽曾风趣地对我说，‘他是超级商场一只的彩绘鸟。’商禽问我多大，‘2002年51岁，’‘50岁可以一搏！’商禽说，‘我已70。’我要再搏！明白我不是原动力，新的动力是什么？一个字都不说它。”
　　“多多”是一只鸟——
　　不死的精灵
　　却唱着一首首绝伦的歌子……
                                                       
　　200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