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

象所有自我感觉还不错，又怀揣着一脑门子远大理想的愣头青们一样来到了北京。记得那时候坐火车长途是从来舍不得买卧铺的，民工、学生和穷人们济济一堂地挤在硬座车厢里，热热闹闹地互相攀谈。我当时是一个人，心里很不安静，说不出来是兴奋还是惆怅。脑中一直盘旋不去的旋律是孙楠的那首《风往北吹》，第一句是“我把手一挥，说要往北飞……”.

记得当时我坐的位置是朝南的，火车向北启动的一瞬间，所有看得见的东西“刷”的一下子都拉远了，然后越来越快地倒退，一种被抽离的感觉，我仿佛身不由己地以一种飞快的速度从过去的生活中后退着进入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世界。

三年后有一个网友在一篇博客后面跟帖问我：“北漂是为了什么？”。我无语。我只是经常会想起这个象“张果老倒骑毛驴”般北上的坐火车记忆。张果老是神仙，他怎么骑都是飘飘然的，而对于我，在眼球的焦距和心底的焦虑没有完全适应变化之前，心情也是“飘”的。

快到北京的时候，我调了座位，因为我打算正面迎接这个我将要投入情感和热血的城市，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样地愿意接纳我呢？换座位后，眼前的一切都“扑面而来”了。要得就是这个感觉。来吧，我准备好了。我看到视野明显变宽阔了。植物、天光、气候都充满了一种当时在一个南方女孩子的心中可以被称为“大气”的东西。我心里充满了期待。

到《新闻调查》工作纯属偶然，以前在报社实习时认识的一个同事余仁山刚好跳槽到调查做全职策划。我们当时并不算熟，但在他作为全国首个报道“南丹矿难调查”的纸媒记者回到报社时，我记得我曾充满敬意地握住了他粗糙的大手。也许是这个握手给他留下了印象，这个长得粗枝大叶、内心古道热肠的汉子替我和当时的制片人赛纳做了最初的引见。

我带着年轻、稚嫩，但执着、厚颜的心情向他表白了我对新闻的热情。我象一个劣质推销员一样强迫他听我说了四十多分钟。我手里的简历只有一张纸，轻得随时可以“GONE WITH THE WIND”。我在上面写下王小波的那句“年轻人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勇气和远大前程。”

但我对于自己能否被留下依然毫无洞见。多么让人沮丧。塞纳让我回家等着。

回家等待的日子里，我每周观看调查的片子，写下我的个人评价和分析，以及我认为的缺失和不足，最后汇在一起给赛纳写了一封信。因为怕淹没在群众来信中，我清晰地记得我如何在信封上写下“赛纳收”，如何再次来到《新闻调查》，在王志（当时是第一次见到活人）的指点下，来到姚大姐办公室，让她代为转交。

姚大姐亲切地问我：“你是谁？”

我故做镇定地说：“我是他的朋友”。

那封信的末尾我写道：“我在你手中握着，每天都在等待。”一周后，我获得了一个实习的机会。心里开出一朵鲜花。
 
以后的日子，其实不太有机会见到赛纳，因为他忙于筹备《新闻调查》的另一分支，一个新栏目《面对面》，而我需要每天直接面对的是当时的执行制片、后来的制片人——张洁。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以粘花微笑的智慧和宽和接纳了我的“无知、无耻和无畏”，并看到了我内心作为一个新闻人的可取之处。他的善良与包容后来多次打捞我于情绪的谷底。

之后的生活就变得无比繁忙，我象一个初学的高台跳水运动员一样凌空深吸一口气，然后笔直的扑向我所向往已久的新闻水面，并幻想姿势优雅。然而最初的努力，往往是力气不少，动静不小、水花很大，但得分不高。现在回想起来，调查其实真的跟跳水有类似。它追求的不是水面的巨大涟漪，而是跳的角度、速度，以及入水的深度。

实习的三个月，是心态最为动荡的三个月。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12点，每天回到家一碰枕头就睡着。偶尔记日记，截选的几个片段，依稀瞥见当时的心情：

2002年9月20日，星期五，中秋节前夜

好巧，天上是一轮满月，而我成为“调查人”也刚好满月。今天夜里加班，回来时已近午夜，可是心里翻江倒海，快乐得想飞，也许今天，是我到“新闻调查”以后最开心的日子，因为得到了制片人张洁的赞许。一种绷紧到濒临崩溃的弦突然之间被放松并抹上了松香的感觉。那一刻，我如浴春风。

2002年10月17日   周四   今夜有寒流
 最近心里又开始混乱起来，我真的象我反复自我暗示的那样适合做新闻吗？一日日的在网上望眼欲穿，一日日地劳而无功，我始终无法让自己放松下来，每天都对自己充满了不满。我渐渐地不会微笑了，镜子里的我对自己皱着眉头。今天我对杜晓静说：“在来到这里之前，我不是这样的，我越来越不会表达自己了。”我的存在对《调查》有意义吗？我最害怕的就是可忽略的状态，我害怕自己不重要。
     

还是要勇敢。上帝，你帮帮我。

2002年10月29号  周二  大后天要开暖气了

北京的冬天提前来到，在我还未及设防，在暖气还尚未登场。我在干冷的季节里坚持穿裙，迎着北风，莫名悲壮，抗衡，一如我脆弱的理想。

2002年11月5日 晴天
 我在慢慢学会掌握生活的法则，我比以前从容了。

……
……
当我慢慢克服了心底的浮夸、急于求成的功利、对自我的怀疑、与想象虚妄对抗的焦虑等等之后，我渐渐地开始进入了真正的生活。一切进展顺利，我顺利地成为“调查人”，顺利地开始我生命中的许多“第一次”。生活一旦步入正轨，时间就立刻以加速度向前奔跑。

2002年12月？号

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做助编，如同失眠已久的人忽然打了一个漫长的盹般惬意和愉快的十几天。做节目原来这么过瘾……

2003年的4月

非典从天而降，柴静横空出世。愈是罕见的灾难，愈能让所有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真勇敢。

2003年7月

我播出了我在调查的第一个节目《双城的创伤》。引发争议无数，但是心中很欢喜。
……
……

一晃就是四年。

以前凡是有人问我在哪个城市，我都喜欢给他们猜一个我原创的谜语。“一半在背景的上面，一半在背景的下面”。

谜底就是“北京”。

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对我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忽上忽下的背景，它慢慢地张开双臂容纳了我。每当我和摄制组出差飞回来，看到长安街的车水马龙；每当跟朋友说笑逗闹的时候，不经意地露出几个京腔的儿化音；每当春天沙尘暴偶现，脸上皮肤又开始微微发干；每当……我都会由衷地微笑。我感谢这座城市收留了我，我感谢这座城市，让我与《调查》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