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的“不抗惯”说开去

文/韦步峰

我用了半个上午和大半个下午的时间，整理完成了一份8819字的单元测试题——这是继本周刚使用完的那份考试题之后的第二份。

我每学年都会为学生编辑考试题，但像今年这样，在段时间里——不到一个半月——有如此密集的考试题整理出来，是十年来的第一次。

之前，都是有同学科搭档，多则三个，少则两个。很多时候，这类属于纯教学常规方面的工作——单元考试题，有上级教研部门编纂的现成考试题，需要由教师人工编辑的，多为用于月考、模拟考之类的集体组织的大型考试时使用——几乎都由搭档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代劳了，而一直被很多教学之外事务缠身的我，似乎总有逃脱的理由。但搭档们也有忙得疲惫的时候，就有“不情之请”递过来，我只能先痛快地接住——总不能一直吃现成的，在一起搭档，合作最重要。

但看看我实在太忙，根本无法真正坐下来静心研究考试题，他们之中便总有人拿出“应急方案”——尽管试题的难度有深浅，试题的质量有良莠，但毕竟有米下锅，我也乐得赚一个痛快，与他们坐在一起质量分析的时候，便总会适时插一句“下份题，我来”的话。

如此循环往复，非到学期末，我总也无法兑现自己的许诺——其间我也的确有过既使一个学期过去了，我连一份考试题都没整理出来的情况。搭档们也似乎习惯了这种，跟任教主科领导做搭档，就要多干活的“惯例”，兴致来了，也如我的歉意一般，说道几句了事。

但今年，我由主管全校学生最多的级部退下来，情况发生了大逆转——混来混去，竟然同学科只有我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既然单干，就要想单干的法子，总不能再寄希望于有奇迹出现——这种奇迹出现的可能性，概率绝对是零——只能万事靠自己。

教学之外的琐事，一点都没少，反而在大幅度增加，我却能够安心坐下来，一遍遍翻看教科书和教辅材料，一次次揣摩、拿捏考试题的内容和样式。实在无计可施，也可以索性取了报刊上的现成内容，直接“拿来”，把自己变成一个专业打字员。

当真正要做点实事，心就会静下来，时间也会待人不薄。

第一单元的考试刚结束，我便埋头在桌案前，任周围发生多新奇的事情，任同事们口中有多有趣的话题，总也能够做到充耳不闻，更不会参与其中，充当之前曾多次充当的听众与说客的角色，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繁琐纷纷让路。

只用了不到三节课的时间，眼前被我翻来覆去了好一阵子的厚厚一沓卷子，就都批阅完了。

直至身子，长长喘口气，虽劳累但充实。

忽然发现，几乎可以说是任何人，在没有外力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往往能够制造出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成果。

——绝对是真理。

——此其一。

第二，主观能动性的被极速强化，往往是在没有退路，没有指望的情况下产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奇迹，也往往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人，从来都是不抗惯的。但凡有偷懒的可能，就绝对不会允许让自己捋胳膊挽袖子，赤脚，挥拳往前冲的情况发生。机敏的头脑里，总会有若干个充分的理由，用来逃脱繁重，避开劳累。

这正如当前教育界所面临的窘境。

那些已经评上高级职称的人，立刻撂挑子走人，不惜拉关系走后门，避开教学第一线，削尖了脑袋往实验室、图书室、总务处等没有教学压力的部门挤，硬生生将这些服务机构变成了休闲度假区，挤成了“养老院”；而那些明知道自己在退休之前，绝无评上高级职称的可能的令一类人，也彻底放弃了追求，既然挤不进养老机构，索性来个占着茅坑不拉屎——课，我上，但别指望我出力流汗；作业，我批，但别指望我跟学生较真使厉害，他们爱学不学，我犯不着生些闲气，实在闲得难受，那就喊上三两个同伴，在学校院子里走几圈，去厕所门前站一阵——闲聊总比备课轻松，无事总比有事赚得实惠。

几乎所有的学校，就剩下几个为了职称而奋斗在人在努力干活。

这样的人越多的学校，越好管理，教学成绩也越高。

此，第四。

几天前，遇见一位义无反顾将儿子送入私立学校的商场营销员，在得知我的身份后，与我言及公立学校的教育，她坦率直言选择私立学校的理由——那里的教学成绩高，教师的工作热情高，社会赞誉声高。

我明知道要驳倒这“三高”的确很容易，但我还是决定放弃了。

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读书，这是她作为家长的权利，我没有权利去剥夺；回想起拥有很高师资力量的公立学校，各种乱象的确存在，再加上教师自己各种因为自己竞争不上职称，而归罪政策和学校的怨毒之声蔓延开来，终于成为他们逃离公立学校的主因。

——我还能说什么？总不能明知道乱象存在而故意视而不见。

我只能笑笑，避而不谈。

但有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回避：

给教师评定职称，带给中国教育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这也太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