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端午节

文/韦步峰

又是一年端午节，想起粽子，想起屈原。

本来，很想就山东招远新近发生的，一家麦当劳店里打死人的事件写点评论，但铺天盖地的“细节”传来之后，我便改变了主意——纠缠在暴力事件之中，会深受其害；更何况这新闻也真正登不上大雅之堂，充其量是一群社会渣滓，在用自己的卑劣诠释着渣滓的定义，不提也罢。但它发生在端午节之前，发生在整个中华民族正要“谈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的档口，确实很败笔。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竟然出此败类，制造如此骇人听闻的举国关注的暴力事件，令人扼腕痛心的同时，也让我们将视线转向传统文化的层面。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浪博客圈，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一场同题博文写作活动，主题便是祭奠“爱国诗人”屈原。我当时在其中的一篇博文后，跟过不同意将屈原说成是“爱国诗人”的只言片语，尽管没去看那博主的意见，想必不会有多少人在意我的话。因为多少年来，很多文学史论著作都喜欢把屈原说成是“爱国诗人”，受了这“理论”的影响，也从了民众的从众心理，屈原想不“爱国”都难了。屈原，是站在生养他的楚国的立场上，反对秦国，看似当然合情合理，但问题就出在“国家”这个层面上。用余秋雨先生的话来说，“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以小的地域意识，反对真正的国家概念，怎么就成了“爱国”？这个一些文化研究者附会出来的意识，干扰直至影响了大众，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倒是寻常百姓做得比他们要好很多。

每年端午节，为纪念屈原而形成的包粽子、划龙舟的习俗，全然不分地域。“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界”早就被打破了，也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的爱恨情仇。既然老百姓将龙舟、粽子以博大的胸怀送给了大诗人屈原，那么屈原的自沉汨罗江，又代表着什么？

不少人对屈原的自杀，“投以过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化悲哀”。就连郭沫若，也当屈原是看到秦国攻破了郢城，才含恨而去。熟悉历史的人应该记得，屈原的自沉（公元前278年），是在郢城被攻破（公元前223年）前的几十年。屈原再有预见性，也不会如此超前吧？更有人给屈原的死，附加上了一段悲情，说他是被楚国那些乱臣贼子逼死的。但至今，我们无法从史料中找到确切的关于此种说法的证据。倒是“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张，曾经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但由于贵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参加政治活动时表现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点，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剧的同时也造就了优秀文学”的说话，最能够站住脚。用生命的悲剧，造就了文学领域的巅峰地位，这便是屈原之死的重大意义。

为此，余先生曾说，屈原“做出自沉的选择有更深刻的因素。当然有对现实的悲愤，但也有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皈服。在弥漫着巫风神话传统的山水间，投江是一种凄美的祭祀仪式” 。屈原投江后，民众将本属祭祀东君（日神）的日子转移到他的名下，包粽子、划龙舟包含其中。

屈原的死，对生命的个体而言，是悲哀；但从文化、文人的角度上说，是一种改变，一次猛醒。也就是屈原的死，中国文人才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话语；也正是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被嫉受诬，将成为一个纵贯两千多年的主题。而且，所有的高贵和美好，也都将从这个主题中产生”——“屈原为诗做了某种定位，为文学做了某种定位，也为诗人和文人做了某种定位”。

那些至今还在将屈原定义为“爱国诗人”的人，究竟还会用什么言辞，什么方式，去自圆其说呢！屈原，不是个体生命的注解，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工具，而是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启明星。屈原的死，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除了死，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整部中华文明史、文化史、文学史上，则是一座旷世雄奇的丰碑！

——又是一年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