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校一方净土

文/韦步峰

楼下，两名女生由大门口方向款步而来。她们走路的样子，悠闲得如同遛街的女人。更令人惊讶的，是她们臂弯上挽着的，不是书包，竟然也是女性遛街时用的单肩包。

这两名学生，去年在我的部门。其中一名还算默默无闻，而另一名以课堂上敢与老师耍脾气自矜。回答不出问题，交不上作业，倘若老师说她几句，便气儿不顺地又拎又扯，很有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这神情又常常仿佛受了很大的冤屈，终于要让老师怒不可遏了。老师们耐着性子找她谈话，几次三番，但她依然又拎又扯，到最后，老师们也只能渐渐放弃了那耐心，由她去了。这是她的悲哀，也是为人师者的悲哀。可能有这样一道分水岭，岭的一侧是尊师重教，另一侧则视老师的言语为粪土，当老师的职业为眼中钉——这岭成于何时？

抛开天地君臣师的年代不言，单单一个将老师从神坛上拉下来的文革时代，绝对是造老师反的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虽有重教回潮，但师者的神圣毕竟名存实亡。时至今日，为师者的“神明”随着钱包鼓起而荡然无存，这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常理”了。

学生，当然要有学生的样子。上小学时，我颇羡慕别人肩膀上的黄色帆布军用书包。为自己提着的妈妈亲手用尼龙线结成的简易网格书包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妈妈经不住我的抱怨，终于托在青岛港工作的姓王的同村人买新书包了。这让我高兴了好几天，甚至梦中都曾见到过那草绿色的书包了。后来，同村人真的回家了，也听说书包也买来了，但迟迟不见送到我的手上。经妈妈许可，我亲自去跟人家索要。原来王家大伯用我的新书包走亲戚去了，等到真正交在我手上，书包里依稀可以看到不少饼干的碎末，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我对这书包的喜爱。那一个军用挎包，可以斜拉在胸前，但我却总是挂在右肩膀。那厚厚的帆布，那逐渐发黄了的颜色，一直陪伴我读完初中。

在物质生活相对困乏的年代，我不曾有过如今玲琅满目的双肩书包之中的一款，但那小巧的军用挎包，的确承载了我作为学子所有的喜怒哀乐，见证了我风来雨去求学道路上的无限风光，也留住了我孩提时懵懂与虚幻，切近与渺远的梦想。

学生用什么样的包装书，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该有学生的样子。在我读书的年代，那军用挎包背在肩膀上，就是学生样；在如今，背一个双肩背包，的确有朝气蓬勃的气象，让人喜欢。但正值豆蔻年华的学子，胡乱穿衣，随意戴帽，还成一个怎样的体统。穿高跟鞋，烫发、染发，涂红指甲，摸红嘴唇，戴耳环、耳钉，佩首饰……诸如此类社会上成年人的“爱物”，一股脑挤进校园。新闻里不是早说过，山东某地一初一女生，只是因为被责令剪掉长发，就跳楼身亡了吗。怎样的社会，怎样的家长，怎样的孩子。

前几天，统计夏装。有班主任告诉我，说班上有几个学生坚决不要。从2013年夏季开始，我地学生的校服一律由政府埋单。面对免费的服装，竟然有学生拒绝。想起前些日子，课间操突击检查学生的着装来了。不少学生做操前将校服穿上，下操后又脱掉，在他们的意识里，穿校服便是遭罪，于是便有了“没有就不会被检查”了的侥幸了吧。

不用规范的要求去约束学生，就会被学生中潜滋暗长的受社会袭扰之风侵蚀。长期以来，学校教育在很多层面忽视了常规的落实，让不少学生缺失了着装、言行方面的标准意识。学校，无论社会如何变迁，都应该是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