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对联

文/韦步峰

到了该回老家过年的时候，脸上挂着烦躁的，多半是还没有回家的男人，这是一个很陈旧但说出来很容易被理解的话题。

回家过年的思维意识，渗透在中国民风民俗中几千年，早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一种潜在的不可抗拒的向往。这种“惯性”和“向往”不能尽快得到满足，便是男人烦躁之时，俗称“慌年”。

而这种情绪，女人是没有的——按照中国习俗，已婚女子一般不能回娘家过年。久与公婆分而久之，婆媳感情自然平淡很多，娘家既然回不去，回婆时间的早晚，当然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面对男人的近似焦虑的表现，女人往往因了年前清扫家中卫生的劳累，会更多的误解男人的这一本性。

——关于“慌年”的话题

如果不是年前必须要办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完，春节前好多天就可以在家里晃悠了。明知道回去的不会太早，心里毕竟多了些愧疚。打电话给爸爸，说明缘由的时候，也是惧怕老头子给我脸色看。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果断：“行！”

放下电话，我长长吁了一口气，似乎毕竟可以释然，但随后又有了新的担心：莫不是老头子的气话吧？等我急急忙忙赶回老家的时候，一家人也正等我回来。爸爸见到我，竟然笑了：“路上冷吧？”

“是呢！很冷——这几天降温。”

“赶紧吃点东西，一会儿贴对联……”妈妈很明白爸爸的心思，在看到他终于舒坦开来的表情之后，也能够坦然地下达其实也是爸爸的意思的指令。

小时候，我跟弟弟总是一个拎着对联和笤帚，一个端着刚刚做出来的冒着热气的浆糊，顶着刺骨的寒风跟在爸爸的身后，给他贴对联打下手。对联自然是爸爸亲笔手书，桃红色的对联纸上，有浓墨挥就的对偶文字。先贴新屋，再去老屋。一路上的奔忙，往往手脚被冻的冰凉，沾了红和黑的颜色的双手上还粘有浆糊。等到所有应该贴对联的地方都贴上猩红的纸，他总是很认真地盯着看一会儿。这时候的我跟弟弟，也在他的身旁说些溢美之词。爸爸真正将贴对联的事物全部移交给我和弟弟，大概有四五年光景。但浆糊依然是由妈妈熬出来，张贴对联成了我的差事，弟弟只负责往门板、门框上涂抹浆糊这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工作”。

今年，经我手送出的对联很多，但我只将几个闪着金光的“福”字带回家。爸爸将他亲自写的对联递给我，并将若干小帖儿堆了一桌子：“哝，看着贴吧……这是你们车上的……”末了，他有些郑重地特别说明。他每年都为我和弟弟的小车写祝福的话。

我们家张贴的对联是最多的，我始终这么认为。街门是最大的一副，门顶上两个“福”字之间是横批，临着院子的正间门、厨房门、东厢房的门，每一扇门板上尽管只各贴一个较大的“福”字，但其上的横批也是要有的，我也往往随了自己的心愿，做出很“果断”的选择，而“前程似锦”、“喜气盈门”、“五福临门”其实也没有太多分明的差异。正对大门的南墙上，雷打不动的“福”字下面一“出门见喜”的竖帖。贴完了户外贴屋内。每一扇门板也是一个“福”字，只是略微小一些。除了保留父母卧室炕头上的“福”字下面“身体健康”的竖帖之外，就连衣柜上的“衣锦千箱”、水缸上的“川流不息”、粮缸上的“五谷丰登”也终于被省略了。

记得小时候，每当过年这天，目之所及当然盈满鲜红，那是最奢华的喜庆气氛。而今，对联已经成为一种过年不能没有但只能算是点缀的附属品了。这倒不是因为遭到了人们的轻视，而是如今家家雪白的墙壁上，实在容不下太多的杂色。但我相信，这丝毫不能削减对联在春节中的重要地位。这地位，当然不是靠数量来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