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济问题的人士在被调查之初，总会信誓旦旦地讲出一番豪言壮语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比如牙防组认证风波爆发后，其负责人多次公开表示，“牙防组收取的赞助费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其专职工作人员大部分在北大口腔医学院任职，没有人从中得到私利。”（5月22日《京华时报》）其言之凿凿，似乎人们的置疑都是一场无中生有。可等到调查结果出来，人们才彻底明白他们的脸皮竟也可以厚到这种地步！

      无独有偶，贵州茅台老总乔洪在风波初起之时，也不无底气的叫道：“我没有一个亲属在茅台上班，没有给亲属批过一瓶茅台酒。”话虽中听，可事实是，不仅乔先生本人被“双规”，妻子儿子也被纳入调查范围，其他什么弟弟妹妹弟媳还都脱不了干系。（5月21日《新快报》）前后对比，令人瞠目。

      其实贪污腐败之辈何止出问题时信誓旦旦，大多数贪官在位之时何曾不是这承诺那保证的。大名鼎鼎的巨贪成克杰就有这样的语录：“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抓起。……坚持不懈地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解决领导干部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问题。”看到这样的话，人们感动犹恐不及，哪会把它和贪官联系起来呢？

      如此看来，“信誓旦旦”几乎成了贪污腐败分子的“招牌菜”。它之所以如此受青睐，自然与它的功用有关。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从来都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历朝历代无不希望有位善良的君主来施行所谓的“仁政”。帝王们的一句善言，臣民们莫不三叩九拜感恩戴德，以为他还真能实行了。时间虽然已步入现代，这样的思想可以说仍然流风余韵不绝。各种掌握权力的人一句誓言，便立刻博得满堂彩。人们本着“性善”的宗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便是“信誓旦旦”的妙处。于是乎，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对他的监督自然也松懈下来，他便能在“信誓旦旦”的幌子下，悄悄地把手伸向了不该伸的地方。

      正是口号喊的山响，誓言下的够重，贪污腐败的功夫也与之成正比。也许只有当法律之剑高扬的时候，我们才能透过誓言的迷雾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其实我们何尝不希望他们的誓言能够成真呢，何尝不希望他们是“善”的呢？然而希望只是希望罢了，与目标相去甚远。我们倒不如首先就相信人性本恶，设计出一套制度来约束人性之“恶”，时刻保持警惕，以收防患于未然之效。如此则“善”者自清，“恶”者伪善的“信誓旦旦”也就会失去对老百姓，对监督部门的迷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