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1919年生人，2008年去世，享年89岁，他是名满天下的日本知识巨匠，日本思想家、文学家，曾经担任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剑桥大学、耶鲁大学等许多世界名校的客座教授。法国政府为他颁发了文化勋章。

  他的人生经历了日本许多重大历史时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的时候，26岁的加藤周一还是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医生，因为东京遭受大轰炸，他和医院被迫躲到农村，他敏锐的发现，从1945年8月10日开始，日本报纸上再也没有什么“决战”、“玉碎”、“焦土战术”这些词汇，他预感到日本政府内部可能出现了主张“投降”的强大力量。果然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宣告了投降。

  他在自己的自传《羊之歌》中记载了当时自己的心情：“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在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却又不敢相信这一刻居然真的到来了。军靴践踏了所有的美好，权力愚弄了所有的理性，军国主义抹杀了所有的自由，可就在突然之间，它们就像噩梦一般消失殆尽、分崩离析。当时我就想，接下来我要开始‘活’了。如果所谓‘生之喜悦’，那么，从那一刻开始我体会到了。我想放声高歌。”

  他是一个聪明的读书人，早在“二二六兵变”的时候，他就看破了日本新闻宣传的虚伪，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通向荒凉未来的军部独裁之路”，他拒绝什么“集体献身”，面对战后一片废墟的日本，他反而觉得：“我从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日本的未来充满乐观情绪。”

  战后他写了一本《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的书，他批评日本那种什么“一亿总忏悔”的观点，他书中说：在十五年的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人，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是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领导者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他这个反思也是非常尖锐的，确实你说重大决策的领导者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参与权力的底层人能是一样的历史责任吗？我们借助日本不同知识背景的精英人士对八一五的不同态度，也在探寻日本的重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