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1日，我们阅读闻一老师《硝烟中的雅努斯》关于乌克兰大规模饥馑的最后一讲，聊一下1946年的这场灾荒。

  二战结束后，1945年，苏联谷物产量只有1940年水平的35%，农业总产值比1940年减少了60%，1946年，又一场大灾难降临到苏联，大旱灾，夏收大幅度减产，总收入量只有39.6百万吨，比1945年减少了7.7百万吨。1946年7月，苏联采购部部长，德文斯基，写信给米高扬，请他帮忙向斯大林请求采取措施来消除灾荒，最大限度的节约1946年的粮食消费，每个月最好下降到1.5——1.6百万吨之间。

  斯大林认为，尽管有旱灾，但是粮食有的是，打击富农，强化阶级斗争，粮食就能采购上来，这点小灾小难并不可怕。1946年7月14日，莫斯科方面发布了《关于粮食采购》的联合决议，规定了各地采购的硬性指标。《真理报》连篇累牍的发表重要社论，重压之下，把粮食采购变成了一场针对农村和农业的政治运动。

  旱灾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最为严重，当时掌管乌克兰的赫鲁晓夫作报告，记载了大量人吃人的现象，他自己下去到过一个集体农庄，亲眼看到一个妇女，他这样描述他见到的场景，“我看到了一个可怖的景象。这个妇女正把一个亲生孩子的尸体放在台子上宰割。她边干边唠叨着说，我已经吃掉了玛涅奇卡了，现在我要把瓦涅奇卡腌制起来。这将够我们吃一阵子。你能想象吗？这个妇女饿得发疯了，以致屠杀她自己的孩子。”

  赫鲁晓夫还记录了一个农庄负责人向他求援的信：“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的定额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去了，自己已经一无所有。我们深信你们绝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

  赫鲁晓夫也无可奈何，粮食大权都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手里，他自己打报告给莫斯科，申请特别粮食援助，结果斯大林给他“发来了一份最粗暴、最侮辱人的电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说我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物；说我写的备忘录想证明乌克兰自顾不暇，说我在要求一个荒谬绝伦的数量的粮食以供养人们。我无法表达这份电报使我沮丧消沉的程度。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悲剧的全部，它不仅笼罩在我个人头上，而且也笼罩在整个乌克兰人民。”

  根据解密的档案，这些并不是赫鲁晓夫的有意攻击，有大量的档案能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不仅乌克兰，其他灾荒地区也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1933年6月2日，别尔哥罗德州奥格布，也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人向州委报告说：“在别尔哥罗德州   罗温斯克区 洛兹良斯克乡  苏维埃 维什涅沃村庄，一名贫农集体农庄庄员  索洛道夫尼科娃·阿纳斯亚西娅·雅科夫列夫娜把自己已经死亡四个孩子中的3个煮熟吃掉了。”

  1933年4月21日，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奥格布上报了一个工人的信件：“我们全家在挨饿，小家伙们已经8个昼夜在要吃的了，可是没有，我今天就准备弄死他们，可还是把手放下了，我决定再希望一次，您能帮帮我，我求您了，如果给不了的话，看来就得饿死了。”

  灾荒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一蹶不振，社会动荡。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一位城市工人给最高苏维埃写信，严重警告他们，再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饿死，没有人去服兵役，用不着资本主义来消灭我们，我们自己就会掉脑袋。奥格布的秘密报告也发出危险警告，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反抗组织。

  除了赫鲁晓夫的乌克兰，还有许多地方向斯大林告急，莫斯科方面做出决定，向提出申请粮食救济的地方派出强有力的干部，在当地坐镇采购粮食，派过来“协助赫鲁晓夫工作”的是卡冈诺维奇和帕托利乔夫，他们在灾荒中心，展开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从富农手中剥夺粮食的新采购运动。

  1947年6月3日，乌克兰政府通过了《向富农采购农产品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大批中农被划为富农，没有完成采购指标的人将按照乌克兰刑法第58条，处以5——10年徒刑，并没收财产。这一政策殃及乌克兰西部6个州中的4个，98.1万农户，360万人口，在苏联损失的几百万人口中，乌克兰就占到了1/3。

  1946年——1947年的灾荒给苏联的损失是惨重的，这里有战争原因，有天灾不可抗力，但是人为不削减粮食采购，反而变本加厉提高采购标准，起到了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在当时战后宣传“苏联世界第一”的大气候下，这些事情是对外封锁的，因此也拒绝了国际援助。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们一般是不愿意向斯大林提供情报的，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会使他不悦，从而危及他们自己。斯大林喜欢设想这个国家繁荣昌盛。斯大林所喜欢的是，正如19世纪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所说的：‘从摩尔达维亚人的国土到芬兰人的国土，人们都默不作声，因为日子好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谢甫琴科的诗是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写的，而现在是约瑟夫一世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