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赫鲁晓夫的功过评价，是需要拉开历史很长时间人们才更能理解和看懂的。曾经长期给他担任顾问、智囊、谋事的奥多尔·布尔拉茨基在他写的《赫鲁晓夫——政治肖像特征》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他：“在历史的急转弯处，社会深深地吸收了革新的空气，但是喘不上气来了······也许因为氧气过多，也许由于缺乏氧气。”

  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理想价值信仰破损和失效的时候，为了挽救它做了最后的努力，但是因为体制自身内部的阻力，他也无力回天了。他推动的改革被称为“第一次俄罗斯之春”，后世的戈尔巴乔夫是第二次，但是在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大多数苏联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历史意义，人们早就习惯了斯大林统治下的那种生活方式，反而对突然的变化感到惊恐不安、不知所措。

  当时还是一个团干部的戈尔巴乔夫就曾经回忆说，他周围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听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很兴奋，但是更多的人不赞成，为“慈父”辩护，也有很多认为翻历史的老账没有意义。4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称赞他，敢于冒着风险，纠正历史错误的勇气，向后代证明自己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

  受到他改革影响的人很多，包括苏共内的许多高层，1964年10月17日，当勃列日涅夫等人向他发起突然袭击时，他几乎完全没有反抗。当天晚上他和米高扬通了一个电话时说：“我老了，也累了。请他们折腾去吧。我已经把主要的事情做完了。有谁胆敢做梦告诉斯大林，说他不再符合我们的需要？有谁胆敢叫斯大林退休吗？要是这样，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连一个湿脚印也不会留下。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不再有恐惧，我们大家可以平等地说话。这就是我的贡献。我不和他们去争。”

  赫鲁晓夫有斯大林时代的劣迹，也有去斯大林化的历史作用，这让后世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俄国曾经有一个民意调查，在20世纪所有俄国领导者中，俄国人只对两个人有好感，一个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另一个就是赫鲁晓夫。一项针对俄国青年人的民意调查发现，青年们认为尼古拉二世做的好事多过坏事，而赫鲁晓夫既做了坏事又做了好事，这个世纪其他所有领导者都坏事多于好事。

  赫鲁晓夫传记的作者威廉·汤姆森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1950年代第一次俄罗斯之春的成年一代苏联人，后来取代了勃列日涅夫这代老人成长起来，赫鲁晓夫给这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资深记者哈利·史华兹评价说：“赫鲁晓夫先生为一个僵化、封闭的建筑打开了门和窗户，让新鲜的空气和思想透了进来。时间已经证明，这个变化是不可逆转的，也是极为根本的。”

  1964年10月14日，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他的改革戛然而止。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在沉寂中病逝，享年77岁，他被安葬于新圣女公墓，他的墓室用黑白大理石镶嵌，象征着他毁誉参半的人生。当时苏联各大报纸在报道中甚至没有明显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民众对他表示了认同，大规模的到他的公墓瞻仰，勃列日涅夫下令关闭了新圣女公墓，他是当时苏联唯一个没有葬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苏联领导者，也是唯一一位让普通民众在他的墓前怀念解冻岁月的领导者。他们的怀念的也包括他那个时代是讲笑话的黄金时代， 1965年，苏联敖德萨的一个居民给莫斯科官方写信，要求恢复赫鲁晓夫的职位，他的理由是，人民需要笑话：“十年没有面包都不如一年没有笑话那样让人觉得日子这么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