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学权威专家弗拉迪米尔·施拉潘托克，我们节目中第三次提到他的名字，他回忆自己曾经在苏联工作期间，害怕是他职业思考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所有的决定——调查研究的选择和措辞、选样、挑选采访者——都必须经过党的部门的批准。一步不小心，就会招到破坏苏维埃秩序的指责，惹上各种麻烦。我不是一个公开的持异见者，所以总是害怕在公开场合或课堂里流露出真实的想法，在座的学生中一定会有去汇报的。不只是在课堂上，“和所有苏联人一样，我邀请熟人回家总是特别小心，家庭聚会也会有KGB盯着，可能有眼线，或装上窃听装置。1979年，我和家人坐飞机离开莫斯科到维也纳机场，我感到一阵欢欣，现在终于逃脱了我的苏联害怕。”

  施拉潘托克回忆，“告密”是苏联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尤其是朋友、亲人的告密，它会让你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

  当时流行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很慌张的向KGB报告说：“我会说话的鹦鹉不见了。”KGB的人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这个人说：“我只是想报告你们，我不同意那只鹦鹉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