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也关注着中国以外的世界，他认识到当时大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香港是黄遵宪到访的第一个西方化了的城市，各种繁荣的商业中心让他感到震惊，他称赞这里简直是人间天堂，但是西方人的主宰，英国君主名字命名的街道等许多细节也刺激着他的民族自尊心。

  从香港回来后他加大了对国内儒生的批判，他们只沉溺于那些引经据典、训诂注疏的死学问，根本不关注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开始阅读美国新教协会1868年出版的周刊《教会新报》，阅读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书刊。这个时候的黄遵宪把西方的入侵看成一种无法抗拒的灾难，还认识不到遭受入侵的背景，也看不到现代文明本身也被输入到中国的好处，他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危亡意识。

  1874年26岁的黄遵宪到北京，从1874年到1876年，这两年时间是他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他见到了华北地区的贫瘠，在北京廷试没有通过，因为父亲当时是户部主事，黄遵宪便随父亲留在了北京。他认识了许多京城中的达官显贵，同样是客家人的丁日昌想请他做自己的幕僚，黄遵宪因为还想准备科考拒绝了，他结识的官员中，张荫桓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张荫桓我们曾经有一集节目介绍过，他是戊戌变法中被杀害的，被誉为“第七君子”，这是中国晚清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外交家。他比黄遵宪大11岁。

  1876年，黄遵宪陪同父亲去芝罘，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烟台，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李鸿章和张荫桓，28岁的黄遵宪让李鸿章非常赏识。张荫桓是积极推动他做一名外交官。当时正好是著名的“马嘉理案”发生，黄遵宪意识到西学东渐不可避免，大清无知傲慢的官绅蛮干是要惹祸的。他同情李鸿章对外务实的态度。

  黄遵宪是最早对两千多年的“大一统”观念提出挑战的，此后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作为知识分子的郑观应也都对这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表示怀疑，郑观应直接敦促朝廷放弃那种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地球唯一合法统治者的观念，地球是圆的，既无东西，又哪有什么中边呢。大家同居覆载之中，何必分什么华夷之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