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的成名作《玩笑》，故事的背景是1960年代的捷克，男主人公卢德维克因为和女朋友开了一个政治玩笑，结果被举报，人生的命运被逆转。一个坚冰时代，不能容得下一个玩笑。

  美国政治哲学家詹姆斯·斯各特在他的《支配与抵抗的艺术》一书中谈到这种抵抗说：“通常都是很谨慎、不显眼、隐蔽，像是跟现实秩序的任何公开挑战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当压迫减轻或‘约束之墙’出现软档时，偷猎就会升级为占地，逃税就会升级为抵抗，谣言和玩笑就会升级为公开侮辱。”

  在一个高压环境下，说笑话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笑话成了和靠得住人秘密联络，一种大胆的串联。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中说到：“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这三本书，都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关注到了讲笑话的沉默的大多数， 我把这三本书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有兴趣的朋友自己选读。

 有一部德国电影叫《沉默的教室》，讲述了1956年东德国的两个高中生，因为偶然听到了匈牙利事件的报道，他们和全班同学决定在课堂上无视老师，沉默一分钟，结果因为这一分钟的沉默，彻底改变了大家的命运，东德国的安全部门盯上了他们，展开了调查。

  在一个人们习惯了沉默、忍受和顺从的社会里面，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的政治意义都被忽视了，它们会在许多习以为常的非政治层面发生，我们前面几期讲到的讲笑话是一种传播小道消息、流言蜚语、冷嘲热讽很弱化的潜政治的表达，电影中中学生的沉默是另一种。

  类似这种行为，有可能被低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也有可能被高估，上纲上线到很严重的地步。

  面对无力改变的环境，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就变得沉默、冷漠、顺从、得过且过、甚至合作、逢迎、谄媚、首鼠两端，生存境遇让许多人踏上了消极犬儒主义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