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识于世界，问兴亡与历史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18日，我们《开眼看世界》系列在郭嵩焘、严复系列结束之后，今天推出全新的一个人物，曾经担任过驻我清朝驻日本参赞的黄遵宪。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本和黄遵宪有关的书呢是日裔美国学者蒲地典子女士写的《中国的变法——黄遵宪与日本模式》，我也把这本书的链接放在我们这期短视频的下方，欢迎感兴趣的朋友选购，我们一起阅读。

  蒲地典子女士在1972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是密歇根大学的荣誉教授，我们借助这位海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来看一下这位19世纪中国最具远见的外交官和改革家。同时借助这本书的视角看一下日本的改革与发展。

  中日两国是在19世纪同时遭遇的近代化问题，两个国家的改革几乎同时起步，但是两国的命运却大相径庭，日本是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则堕入更黑暗的深渊。两者之间的对比反差是强烈的，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处在在由‘天下’向构建民族国家的的进程之中。”日本则不同，日本有非常清晰的民族认同感，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发生动摇，新的世界观在19世纪末才开始确立。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知识分子花费大量精力在调和传统价值和现代观念。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少数精英官僚和士大夫阶层搞的“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运动的本质还是捍卫传统儒家文化。

  19世纪80——90年代思想转型中，民族主义开始出现，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对外政策中才开始牢固树立起新的国家主权观念，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官员已经熟悉国际法，开始有策略的处理外交问题，自觉维护国家主权。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是中国思想界从传统向现代过度的重要分水岭，中国精英阶层开始放弃“大一统”的观念，接受现代国家观念，将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的政治目标，出现了现代的“国民观念”。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朝野知识精英新的理念基调，“官僚民族主义”的代表有张之洞，“商业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郑观应。

  19世纪末倡导改革的人群中支持一种普遍的乌托邦主义，比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学者彭泽周在他的《中国近代化与明治维新》一书中对比了康有为和日本的福泽谕吉，这两个人均推崇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不同之处在于，福泽谕吉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哲学，积极鼓励富人追求利润，而康有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更理想的、优秀的社会，他的理想社会反而带有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色彩。

  黄遵宪在这个大变局，大转型期间的特殊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努力观察日本在受到西方冲击后开始发生巨变的中国人，他不仅关注了日本向西方追求现代化，还全方位的关注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与日常生活。他写了一部充满魅力的《日本国志》，呼吁国人严肃的看待日本问题，这本书当时国内没几个人看，甲午战争之后一下子畅销起来，对后面的维新变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我们《开眼看世界》这个系列中选择的这些人物，他们每一个人认知的进步代表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每一个人的挫折也让我们看到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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