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玄宗时，宫廷专门驯养了百余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现场观看并训练。每到唐玄宗千秋万岁节（玄宗的生日）时，这些舞马就在兴庆宫勤政、花萼楼下给唐玄宗跳舞。舞马都披着非常漂亮的锦绣衣服，挂着璎珞，牵马的壮士也都着金挂玉。高潮时，舞马就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壮士们把床板和马一起举起来，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舞马也随之喝了酒，醉了，“舞马衔杯醉如泥”这句唐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舞马赋》曰：“……或进寸而退尺，时左之而右之……知执辔之有节，乃蹀足而争先。随曲变而貌无停趣，因矜顾而态有遗妍。既习之于规矩，或奉之以周旋。迫而观焉，若桃花动而顺吹；远而察之，类电影倏而横天……”

以往我们只是依据文献记载展开联想，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何家村遗宝中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上的舞马造型竟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专家充分考证后表示，舞马祝寿确有其事

杨贵妃的香囊原为金银所制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一件与杨贵妃有关。文献记载，杨贵妃被勒死后，唐玄宗非常想念。他从四川回来，专门命高力士一定把杨贵妃的尸体找到。高力士在马嵬坡发现了杨贵妃的尸体，他对唐玄宗说，尸体朽坏了，“唯香囊犹在”。

“过去我们不理解，香囊就是个丝织的香包，怎么还没有坏呢？我们现在知道，唐代的香囊实际上是金银制成的。”韩伟说。

何家村遗宝中就有这么一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其实，类似这种东西以前也出过。考古界将它们称之为“袖珍熏球”。后来法门寺中也出土了一件，唐人在埋藏的物账上点明这叫香囊。香囊是唐贵夫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无论狩猎、出行、游玩，均随身携带，所过之处，香气袭人。何家村出土的香囊再次印证了唐代的香囊确属金银所制。

这种香囊设计精巧，不论外部球体如何转动，中间的香盂总是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也不至于撒在外边。专家介绍说，唐代香囊中的持平装置完全符合陀螺仪原理，这一原理在欧美是近代才发明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而中国最晚在1200年前的唐王朝时就已掌握了此项原理。

光里面的钱币就达39种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开元通宝，又有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尔，还有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时代跨度达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在钱币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

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经济制度。22枚银饼中，有4枚庸调银饼，这是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这批珍宝中，还有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多种药物，这些药物在唐代均属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这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及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一次大发现。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这批珍宝均为唐宫廷之物。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次

领略了何家村遗宝的风采之后，我们自然会问：这批珍宝的主人是谁呢？自遗宝出土后，学界关于遗宝主人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最初的考古发掘简报这样描述何家村遗宝的发现地点：“兴化坊的坊街以南，北距坊街55米，西距清明渠遗迹约240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而唐代重要文献《两京新记》中，关于兴化坊的条目里有“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在这本现存的最早描述长安城市建制的记录中，还详细说明了唐长安城的北面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中央行政机构所在的皇城，其余部分称为郭城，郭城的面积约占全城面积的1/8。宽155米的朱雀大街纵贯南北，作为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另外一些较窄的街道垂直交叉，十字形街道将郭城划分为排列规整的108个方块，每一个方块都有居民居住，称为里坊。结合文献记载可知，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兴化坊位于郭城北面偏西的位置，靠近皇城附近，是当时王族贵戚和达官显要居住的黄金地段。

遗宝中明确标有年代的租庸调银饼，上面刻有开元十九年（731）的字样。由于租庸调银饼不能充当货币进行流通，通常会按需制成其他器物，所以存留时间一般较短。因此，历史研究人员首先将开元十九年作为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再结合唐代时长安城兴化坊的居住者，探讨了何家村遗宝的埋藏者。根据《两京新记》和《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长安城兴化坊中曾经居住过的达官显贵有：邠王李守礼、京兆尹孟温礼、驸马都尉元孝矩、密国公封德彝、嗣虢王邕、晋国公裴度、都官郎中窦泉、长安主簿李少安、职方郎中萧彻、尚书租庸使刘震。其中与文物所属时代能够吻合的，即最有可能拥有这一批珍宝的首选人物是邠王李贤的儿子嗣邠王李守礼。

有学者提出“窖藏的主人是搜集古钱和外币的爱好者”，是一位“收藏家”，进而进一步提出窖藏的主人就是章怀太子李贤和其子李守礼。李守礼之父李贤生前曾被立为太子，因为反对母亲武则天持政，被废之后贬到四川，在32岁时便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李贤的儿子李守礼被长年囚禁在宫中，直到唐中宗时才得到平反。李守礼释放出来之后，继承了其父邠王的王位，另外还担任过刺史、司空等官职，其中司空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工业部长，主管皇宫手工业作坊和金银铸造业。正是基于这一点，学者们认为他最有条件接触到这批财宝，并据此推测这批器物是邠王李守礼埋藏在邠王府内的。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皿包含了从初唐到中晚唐的不同器型与纹样。由于每个时代流行的事物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生产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家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花纹进行研究，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由此鉴定出出土文物中年代最晚的是几件鎏金银器。这几件器物最明显的特征是装饰着阔叶大花，而这种风格是在唐德宗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也就是780年～805年之间。同时宝藏出土遗迹表明，这些物品都是在慌乱之中埋藏的，只有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故变革，它的主人才会在慌乱之中埋下这些珍宝。

学者们潜心研究金银器上的花纹样式，最终将器物所属年代又缩小了，判定埋藏时期是在“安史之乱”到德宗皇帝之间，即755年到805年的50年间。结合唐兴化坊中贵族居民的资料看，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705年之前，年代太早，当然可以排除；晋国公裴度是在06年之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的，萧彻死于835年，此二人的年代又太晚，也可以排除；都官郎中窦泉和长安主簿李少安的官职又太小，不可能与这些皇室极品宝物发生关联；而孟温礼家宅的位置明显与宝藏发现地点不合。

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的专家学者们精心研究，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唐代官位显赫的尚书租庸使刘震，而遗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中。

齐东方说，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和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租庸使刘震就居住在兴化坊中。“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税的官员。何家村出土的银饼上的“怀集”、“安”等地名，说明它们是来自“怀集”、“安”两地的税银。因为从地方征收到中央的赋税运抵京城后，先要送到一个输场，经检验合格后再由输场送往国库。整个过程中只有租庸使能够完全接触，从征收到输场检验一直到国库最后的验收，租庸使全程负责，其他人则完全没有这个权力。何家村遗宝中的庸调银饼是否也暗示着租庸使刘震宅与何家村遗宝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出城外逃，自己则与家人随后赶来。这段文字透露出刘震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富珍宝。租庸使的职责之一就是保管朝廷的财物。也就是说，何家村遗宝与刘震有关，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保管的宫廷珍宝。

齐东方做了这样一个推测：在突遭战乱时，连皇帝都逃离京城。谁也无法预料事件发展的结果。有条件、有权力处置官府财物的刘震，先派人带走“金银罗锦二十驼”，而自己则与家人随身携带经精心挑选的宫廷珍宝逃跑。何家村埋藏的珍宝都是体积小、价值高、少而精的珍品，便是很好的旁证。

还有一重要文献《无双传》也对刘震出逃做了记载：当时城门守卫得知刘是朝廷要员不敢开城门，刘震只得又往其家所在的方位跑去。我们可以设想，在难以出城的紧急情况下，刘震不得不返回家中，将这些珍宝埋藏起来。而据该文献记载，刘震还做了叛军的命官。很快，唐军收复了京城，刘震夫妇被斩。刘震私藏的珍宝也就永远不被外人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