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上面写明我1940年5月24日生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尽管我厌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很久以前，普通人都仅仅用“彼得”一一来自彼得堡一一这个诨号来称呼它。有两行旧谚：

老彼得摩擦

人民的两肋。

在民族经验中，这座城市肯定是列宁格勒无疑；在其内容的日益粗俗化中，它愈来愈成为列宁格勒。此外，作为一个词，“列宁格勒”对俄罗斯人的耳朵来说，听起来已经中立如“建筑”或“香肠”。然而我宁愿称它“彼得”，因为我尚能记得这座城市看上去还不像“列宁格勒”时的样子一一就在战争刚结束之后。偏灰、暗绿色的建筑物表面留下一个个弹孔；空荡、没有尽头的街道，没几个过路人，车辆也少；一种因此而来的近乎饥饿的表情，有着更明确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更高贵的面貌。一张清瘦、坚硬的面孔，其河流那深奥莫测的闪烁反映在其空洞的窗口的眼睛里。既然是一个幸存者，就不应以列宁来命名。

在那些庄严的布满痘疤的建筑物表面背后一一在旧钢琴、破地毯，沉重铜框里蒙尘的油画、围城期间被铁炉消耗掉的家具残余（尤其是椅子）中间--一种微弱的生命正开始发出微光。我记得，当我上学途中，经过这些建筑物正面时，我完全沉浸于想象在那些有鼓起的旧墙纸的房间里，到底正发生什么事情。我必须说，从这些建筑物正面和门廊--古典的、现代的、折中的，连同它们的廊柱、半露柱和涂上厚厚泥灰的神秘动物和人物的头像--从它们的装饰和支撑阳台的女像柱，从它们入口处壁龛里的躯干雕像，我所学到的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要比后来从任何书本学到的多。希腊、罗马、埃及--它们全都在那里，全都在轰炸期间吃了炮弹。从那条流向波罗的海的灰色、反射的河流和河流里偶尔一艘在急湍中挣扎的拖船，我学到的关于无限和禁欲的知识，要比从数学或芝诺那里学到的多。

所有这一切，都与列宁无关，而我想，大概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鄙视他了，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政台哲学或实践--我七岁的时候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不如说是因为他那无所不在的画像，这些画像充斥于几乎所有课本、所有教室墙壁、邮票、钞票等，描绘他一生不同年龄和阶段的形象。有婴孩列宁，金黄色鬈发，看上去像一个小天使。然后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列宁，秃头、紧张，脸上那个毫无意义的表情可以被误解为任何东西，就说有目标吧。这张面孔在某种程度上萦绕在每一俄罗斯人脑中，并暗示某种标准的人类面孔，因为它完全缺乏任何特征（也许恰恰因为这张面孔没有任何特征，所以它暗示诸多可能性。）然后是稍老的列宁，头更秃，留楔形胡须，穿三件式暗色套装，有时候微笑，但大多数时候是站在某辆装甲车上或某次党代表大会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只手伸向空中。

尚有一些变体：列宁戴工作帽，翻领上别着一朵康乃馨；穿马甲，坐在书房里写作或阅读；坐在湖边树墩上，草拟他的四月提纲；或其他荒谬的户外活动。最后是列宁穿着一件准军事夹克坐在花园长凳上，旁边是斯大林，后者是唯一将要在无所不在的印刷画像上超过列宁的人。不过，那时斯大林还活力充沛，而列宁已经死了，仅仅是因为这点，他便是“好”的，因为他属于过去--即是说，得到历史和自然的赞助。而斯大林则仅仅得到自然的赞助，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

  节选自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