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古意并不是今天所批判的那种地痞、无赖、好吃懒做的家伙。“流”是漂泊，“氓”是“亡田者”。大禹是中国古典意义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流氓”，他治水过程中的“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与其说是一张对治水的狂热，不如说是对家园的审慎回避态度，以此保证他在流氓语义方面的纯粹。

古代中国拒绝一切人民的流失与离走，它涉及复杂的人身依附制度想要把人绑在土地上，固定的时空中，正如朱大可先生所说：“这种在大地上四处爬行的现象，仿佛一场与国家话语的对抗表演。”流氓通过不停的游走表示对广阔土地的征服，以永无止境的空间位移去实现对土地的测量和占有。

空间的广阔性在农业中国政治地理中，被载入民族伦理的法典，凡是捍卫这种疆域广阔性的，秦始皇、汉武帝、李世民、忽必烈、康熙都得到歌颂，凡是丧失这种广阔性的如宋高宗、崇祯、慈溪都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为了捍卫政治流氓的空间利益，某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伦理指标被设计出来，以指导人民的舆论生活。这些伦理词语完全是虚假的，它们唯一的功能是对土地广阔性的集团欲望进行话语伪饰，这引发了难以平息的价值动乱。比如，失去土地的吴三桂成了“叛国者”、作为异族入侵的顺治和康熙成了“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这种装腔作势的爱国主义只是告诉谁维系土地的广阔性谁就将受到热烈的颂扬。

读朱大可《神话》中《大禹治水：英雄神话的诞生》读书笔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