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老师在《建国之惑》中指出了中国近代留学精英面对西方现代知识所呈现出的一种矛盾胶着，他们一方面潜心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心存超越西方的强烈愿望”。“这导致他们在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时候，难以进入现代西方知识体系，进而面临着超越西方知识体系的艰辛。”“因为超越的渴求，限制了他们接受西方现代知识的虔敬心和认真态度。”

  在我看来，当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构起来，本土的文化意识与外来文化意识的冲突是很明显的，我们缺少一种全人类的世界眼光来看待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国近代留学精英在知识整体上都无法超过他们
的西方老师，那些“学习社会科学的留学生一般总是留学时研究中国问题取得学位，而在归国后以西学权威自居的尴尬状态”“中国留学精英至今未曾出现过改写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举世借重的大师”。

  “归国的留学精英大致处在一个使用了既有知识储备之后，便无创新余地的窘迫情景；即使留在英美等国的科技精英，大多也只是在科技枝节问题上作出突破，而无法跻身世界一流大师的行列。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留学精英，要不陈伟西方知识的传输者，要不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的反对者，就是未曾出现成功的超越者。”

  我对任老师书中提到的这一现象和现象的分析是很感兴趣的，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行动态度造就了这代留学精英无法按照学术规律加以沉淀，整体上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甚至很多留学精英，在一旦国家需要，也不问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构成，是不是现代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在一中“报效祖国”的忠诚感下投奔而来，“这对国家的现代转轨毫无益处不说，反而发挥了助纣为虐的反作用，成为国家主义的牺牲品”。对此见解，我深表认同。

  对中国现代近代学人，我想“大师”这个词还是要慎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