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了宗教性与政治性因素的儒家思想，设定了一条“修齐治平”的个体人生规划，包含着“内圣外王”的两级性歧义关系。

  这种歧义最开始在孔子时代还是相对统一的。具体原因就在于，当时原始传统本来就是以宗教巫术的氏族首领本人的垂范作为统治规范，而不是以客观法令。因此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的说法。这也就是中国儒学传统“有治人无治法”的原始根本原因。在这里，首领、贵族们的个体“内圣”本身是与能否成功维系氏族团体生存秩序的“外王”，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内在的修身与外在的治国在儒学重的这种姻缘，从殷周宗教伦理的礼仪要求到春秋时代个体心理性的“仁”的自觉，确有着深刻的现实的历史根基，即它们本身都是为了氏族国家的生存发展被提倡的。

  在孔子的观念里，客观功业的“圣”本高于主体自觉的“仁”。仁只是达到圣的必要前提。所以孔子尽管一度责备观众的僭礼，又仍然非常高兴地称道：“······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这分明是从外在的事功，维系了中原氏族联盟的生存延续角度估量的。但从此也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观众不知“礼”，又不能死君难，按照旧制度的标准，这是不仁的，但是又外王了。孔子的学生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还是“与其仁，与其仁。”

  这个矛盾似乎没有在《论语》中得到满意的解答，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在春秋时代，老一套的内圣再外网的模式，即遵循道德规范的“知礼”来“治国”，已经不好使了。人们不必知礼，一样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非常有趣的是，在更加寡廉鲜耻、战争吞并激烈、仁义扫地的战国时代，孟子对观众的态度大大不同于孔子。孟子对观众是反对加抨击，强调像观众那种霸道功业根本是不足道的。

 这是因为孟子在氏族国家已经彻底完蛋的时候，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于是也就更加强调了孔学所维系的氏族传统，强调必须先修身齐家，知仁识礼，然后才能称得上治国平天下。这样，整个问题的核心就落在了内圣这个问题上。孟子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等，都是要说明只有内在的道德品质才使出发点、立足点和本质关键所在。只有“不忍人之心”才能“行不忍人之政”，才可能是王道仁政。

  这里可以看出，从孔子到孟子，儒学内圣的理论地位得到很大的突出，并且获得了充分的理论论证，并开始与外王相离异。

  后面的宋明理学则开始由离异走向对立。

本文为阅读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读书笔记整理，详细内容请参见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