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吕氏春秋》属于“新”儒家。如何“新”，李泽厚先生认为是：在法家实际政治的长久实践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专制帝国）的需求和要求上，对儒家血缘氏族体制和观念的保留和改造。

  问题是：既然秦国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功，为什么不在思想理论上继续应用和发展法家，而是要改造儒家呢？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可以说明，吕不韦这批思想家有其高明之处，就是他们看得比较深远，知道尽管法家耕战政策是成功的，但是严刑峻法、专讲术势的高压诡诈手段未必能长久奏效；另一方面，非常有趣，根据考古发掘的《为吏之道》中也有“宽裕忠信，和平毋怨”等词语。似乎表明当时秦国实际政治并不完全像韩非子理论和秦始皇实践中那样极端。严刑峻法被视为手段，而不是根本“纪纲”。

  《吕氏春秋》是在讲究功利效用的法家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尽量吸收改造各家学说后的一种新创造。儒家之所以能在这个新创造中占了优势和主导，是因为儒家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和虚玄空想，而是有着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有效性。即使进入专制帝国时代，也仍然需要它来维系社会。儒家一贯强调“孝悌”是立国之本，强调作为社会等级的伦常秩序的重要性，总是非常现实地有用和有效的。即使崇尚道家的司马谈在评论儒家的时候也说：“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即儒家讲的伦常规范、社会秩序是不可变易的。儒家能成为各种思潮、学派合流的主导，有其实在的社会历史基础。《吕氏春秋》有意主动的搞这个合流统一，是为了一个雄心勃勃、代周而兴、建立一个统一和稳定的中国新王朝作理论建树，它之采儒家学说为主干，并非个人志趣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