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帕纳斯：最文学的公墓

我母亲安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如果你从位于爱德加举纳大道的大门进入，就会发现，当你朝我母亲的墓走过去的时候，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墓几乎就在你的右边。塞缪尔·贝克特留下的东西都埋在一块朴素的灰色花岗岩墓碑下，一百米开外那块乌黑发亮的墓碑下面埋的就是名叫苏珊·桑塔格（1933—2004）的美国作家的尸骨，不管它原先曾是什么，现在都只不过是用防腐药物处理过的遗体所剩之物。我母亲的友人、作家埃米尔·齐奥兰的墓在另一个方向约两百米处。萨特、雷蒙·阿隆，以及波德莱尔也都葬在那里。

这些墓不难找到，因为公墓入口处有示意图告知游客这些名人墓地的方位。简单地说，蒙帕纳斯是最文学的公墓，一座名副其实的帕纳塞斯山。当然，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除非，你相信魂灵，相信基督教有关复活的那种童话故事——原因很简单：刚才提到的那些男男女女再也不存在了。我们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和北岛一起说“一个人的思想，只要说出口、写下来，就会形成另一种生命，不会随着肉体一起被消灭”。

这是否成为一种纪念？在关于其母亲之死的回忆录中，西蒙娜·德·波伏瓦写“无论你是从天国还是从尘世的角度来思考永恒的问题，如果你紧紧拥抱生活，那么，它都不是对于死亡的安慰”的时候，她当然并不这么认为。

我母亲同样没有被说服，没有得到慰藉。然而，她自己却积习难改，经常参观墓地——只举几个最有名的例子吧，像波士顿的奥本山公墓、哈瓦那的科隆公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瑞可雷塔公墓、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当然还有蒙帕纳斯公墓。她怕死怕到冷汗直冒，就冲这一点，我对此从未能完全理解。尽管她对死的象征颇感兴趣，而且几十年来，她一直都在书桌后面的一个架子上放了个人的骷髅头，和一些新艺术小玩意儿以及她私人收藏的她最为钦佩的大作家的照片放在一起，但我相信，她参观这些公墓不是要在自己总有一死这一点上老给自己找不痛快。相反，如同人们今天在蒙帕纳斯公墓看到的那么多文学游客——即那些把地铁票放在贝克特墓上，以及我最近发现的把我母亲喜爱收藏的小巧而光滑的石头，还有花放在她坟上的游客一样，她当时也是在表达敬意，这样做的时候，她是在让艺术的第二生命长存。

当然，实际上，我决定把我母亲埋在蒙帕纳斯公墓与文学甚至与她一辈子对巴黎的钟爱都没有什么关系，尽管巴黎令人欣喜若狂。决定是我独自做出的——她的遗嘱就明确规定那么多——我总得把她安葬在某个地方——她惧怕火化。但是，因为她临了都相信她能够战胜癌症，因此，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留下任何具体的关照，甚至在这件事情上表达任何意愿，结果，我不知道她的意愿到底会是什么。我们没有举行任何“再见的仪式”——借用波伏娃的妙语。她没有发话教我怎么做，我就没有任何行事的依据。她仿佛是突然之间就死了，死于车祸，要不就是死于坠机，而不是缓慢地、可怕地死于MDS（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她所要求的惟一一件具体的事情，是在她的追悼会上播放她从青少年时期就喜爱的贝多芬后期创作的一首四重奏。但是，这个想法追溯到了她的青少年时代，因此，跟她真正的死似乎无甚关系。这样，我就临时安排播放了一下。

纽约的公墓都很丑陋，她亲生父亲的安葬之处是其中最丑陋的。而且，我母亲很迟才知道她父亲葬在那里，据我所知，她也就去过一次，尽管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她一再念叨着她父亲，话题围绕着悲痛以及个人的经历。我知道，我母亲对她生活过的美国其他城市——图森、洛杉矶、芝加哥，还有波士顿——并没有多少感情。这样就剩下巴黎可以考虑了，一直以来巴黎可是她的第二个家啊！巴黎也是我母亲的很多朋友的第二家园，而我觉得，如果说坟墓真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它们就是为了活着的人。

于是，我便安排把我母亲的遗体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运到巴黎，搭的是她一生中搭过可以说数百次的同样的法国航空公司夜间航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飞机飞过大西洋上空，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我服的那些镇静剂毫无用处，是她“在控制局面”。下了飞机就上了一辆沃尔沃灵柩车，车子平稳地从位于城边上的殡仪馆开往蒙帕纳斯公墓，一路经过她如此熟悉又如此深爱的大道。从环城大道到歌剧大道，从歌剧大道到玛德莲大道，从玛德莲大道到协和广场，又越过塞纳河进入圣日耳曼大道——1957年，24岁的她首次来到巴黎就住的“她的”居民区——经过国民议会堂，哈斯贝大道，到蒙帕纳斯大道，最后沿着爱德加举纳大道到公墓大门。我带我母亲最后一次快速穿过巴黎，然后把她安葬了。

——选自《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