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将道德要求、伦理规范放在与物质生活直接联系之中，把这些建筑在现实的功利基础之上，其最著名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就是以现实功利为根基的。

  “······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墨子·兼爱下》

  这是小生产者交换关系的扩大化。“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墨子·亲士》

  墨家讲的“爱”是以现实功利为基础，儒家的“爱”则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

  比较这两派思想对“爱”的不同理解：

  第一、儒家的“爱”是无条件的、超功利的；墨家的“爱”是有条件的，以现实的物质利益为根基的，它不是出自内在心理的“仁”，而是来自于外在互利的“义”。基于“利”的“义”是小生产者的准则尺度。法家后来把儒家的仁爱斥责为虚伪，法、墨两家在秦国合流。

  第二、儒家从亲自血缘和心理原则出发，强调“爱有差等”，由近及远；墨子的“兼爱”是以“交相利”出发，所以不主张甚至反对爱有等差。儒家的观点有着现实宗法的基础，获得了现实的支柱，墨家的思想反而成为了脱离实际的空想。

   以“普遍的爱”来停止战乱取得太平，是小生产者一种常见的乌托邦意识。《淮南子·要略训》中提到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自己也说过：“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还有一些典籍也提到，墨子的思想继承了夏禹。李泽厚先生认为，可能是夏禹时代，氏族宗族制度还没有完善建立，无阶级无等差的原始体制还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这成为了墨子思想的来源。被儒家纳入《礼记·大同》篇实际上是墨子的思想，这从根本上超越了儒家的小康。

  墨家“兼爱”思想突出的之处，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这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等等，这些都与大同理想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是一个无剥削、无压迫、无掠夺的劳动者相互帮助、有爱、互利的乌托邦。

   墨家的兼爱主张和大同空想没有儒家倡导的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道面纱和情感心理，而是把包括“分财”、“助人”、“为贤”等道德空想都建筑在现实功利（富贵）之上：“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这里看似矛盾，但又是一种事实，是小生产者本身矛盾性格之典型：既要以物质利益为根本基础，同时又强调要互助兼爱，甚至可以为此牺牲自己。

 本文为阅读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读书笔记整理，详细内容请参见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