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介绍了孔子“仁”外在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篇分析“仁”在内在方面对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的要求。

  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也好，整个体制也好已经失去了那种外在的权威性，在这种背景下依照心理原则建立起来的孔子“仁”学重新解说了“周礼”，实际上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交给了氏族贵族中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这个群体自觉、主动积极地去完成“历史任务”，把它看做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当仁不让于师”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凡此种种，孔子表达了仁的高远与切近，历史责任与个体主动行为，理性人格与个体行为结合。所以前面提到的一切外在的人道主义、内在的心理原则以及血缘关系都必须落实在个体人格的塑造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前提。这种原来只是针对氏族首领的要求被推广到整个氏族贵族的精英阶层。这样，“制礼作乐”不再具有神秘权威性，“礼”不再是原始巫师和“大宰”（《周官》）等氏族寡头的专利，而是个体成员都能承担的责任和至高无上的义务。这样个体人格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历史责任被极大的提升了。孔子本身也以身作则的实践这一伟大人格的追求。

  正是对于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在认识论上强调学习和教育，孔子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教育心理学的普遍规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等涉及到认识论的“知”、“思”、“学”第一次被充分突出出来。追求知识、勤奋学习和讲求控制、锻炼意志成为人格修养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这种刻苦的自我修养与伟大的历史使命结合，最终使个体人格达到“仁”的最高点：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等等······

  “三军不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所有的这些都在树立和表彰个体伟大人格的“仁”。所以，“仁”不同于“圣”。“圣”是具有效果的客观业绩。“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仁则仍停留在主观的理想人格规范之内。实际上，“仁”这里最终归宿为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孔子把本是宗教徒的素质和要求归结为这种不需服从于神的“仁”的个体自觉。因此，不必需要超凡入圣的佛菩萨或基督徒，却同样可以具有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和拯救世界的道德理想，可以同样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得失、不问安危荣辱，“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怨天，不尤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由孔子树立的这种“仁”的个体人格（君子）取代了宗教圣徒形象而又具有相同的力量和作用。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说：“由于道德哲学具有比理性所有其他职能的优越性，古人应用‘哲学家’一词经常特指道德家。就是今天，我们由某种比喻称能有理性指导下自我克制的人为哲学家，而不问其知识如何。”对树立这种人生观并产生了长久历史影响的孔子，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名、墨、老、庄以及法家不同，似应从这个角度去估量。黑格尔哲学史把孔子哲学看成只是一堆处世格言式的道德教条，未免失之表面了。

  本文内容为阅读李泽厚先生《中古古代思想史论》读书笔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