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常常被视为一场人们看待世界根本视角转变的一场革命，在天文学、力学和光学这三个最突出的领域表现出一种范式革命。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范式转换用来描述在科学范畴里，一种在基本理论上从根本假设的改变。这种改变，后来亦被应用于各种其他学科方面的巨大转变。库恩在书中阐释，每一项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几乎都是先打破道统，打破旧思惟，而后才成功的。

（1）天文学方面的范式转换

地心说是文艺复兴之前人类最重要的宇宙观，日心说的提出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宇宙观最大最具有颠覆性的一个理论。科学家们在当时迅速分裂，激烈的争论。两个学说都有合理部分，都对也都不对，主要在力学角度上选择谁做参照物的问题。无论我们选择哪个参照系，都可以有数据支持。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呈现出理论的多重性。

这是一个具有认识论意义的问题，它意味着如果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说明一给定问题，并不排除也能找到其他理论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有一些很好的理由让我们宽容彼此冲突的科学说明。因此那种对所有科学洞见作唯一的真实性综合的观念，是成问题的。

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给有关人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曾经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限宇宙中心的人，发现自己居然置身于一个无限的宇宙的众多行星中的一个不起眼的行星之上。世界变得不那么“家园般”了，如同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尔说的那样：“这些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

（2）力学的范式转换

 从亚里士多德力学体系到伽利略——牛顿力学体系，呈现出的范式转换是从一个无法解释观察材料的理论，到一个能够解释已有材料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力学体系提出所有的事物都寻求其自然位置的理论，并从这个理论出发说明无机对象——岩石、车和箭等运动：重物（岩石）之所以会下降是因为它们的自然位置接近地球表面，而轻烟上升是因为它们的自然位置在高处。亚里士多德理论核心就是事物都寻求它们的自然位置，这样说明下降物质倒是很容易，在他的前提中已经给定了，但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面临的问题是速度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物下降快于轻物。根据新的力学，所有自由落体具有同样速度。这个似乎是只要观察就很容易纠正的错误，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的空见观不同于新力学，对他来说空间是充满东西的。他拒绝空无一物、没有摩擦的空见观。空间被理解成为一种类似气和水的元素。因此，物体在其中下降的介质总是造成阻力的。从而，假如我们在一个充满空气的空间中扔下一个铅球和一根羽毛，铅球当然将最快下降。

牛顿力学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一些前提上：空间是空无一物的，也就是说没有阻力的。物体在彼此相撞因而改变其速度和方向之前，其运动速度和运动方向维持不变。这个基本观点与我们日常经验不符合，而代表了一种大胆的概念模型。只有在特殊的尝试中，比方说把材料中或空气中的阻力消除掉，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个理论作经验检验。这些抽象模型和系统实验之间由此可以建立起联系。

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来看，要说明箭为什么能在几乎水平的方向上持续飞行，而没有立刻下降找到自己的目的因这是很困难的。牛顿力学中，箭的水平运动是可以解释的：一个物体在苏德和方向方面保持其原有状态，这恰恰是基本前提。箭的下降是重力原因。速度降低是因为摩擦。

这个两个力学体系显示了理论的多重性：大致被看作是相同的事态——这里指的是运动——是可以用不同的理论加以解释的，这个解释中第一个理论的前提是第二个理论加以说明的东西，反之亦然。

两大力学体系的转换涉及到一种范式转换，是向一种更为系统的、实验性的自然科学的转换，其中数学一这种或那种方式在理论和观察中有一席之地。这是向纯粹机械原因的转换，因为所有目的论观点都被排除出去了。这最后一点不仅对于我们的自然观，而且对我们的人类观都不无重要之处。机械论因果说明与目的论说明之间的冲突在我们的时代持续着，比如在关于社会科学的独特讨论中。

（3）光学中的范式转换

文艺复兴时期的范式转换意味着事物成了对象，而人类成了主体。以光学为例，光学此前被看做视觉的科学。因此，人类作为观看和认识的生物，在光学中被加以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光学成为关于光线、折射和透镜的科学——而不涉及进行观看的眼睛。眼睛此时成了我们看着的对象。感知眼睛的那只演讲不再是光学的对象。观看的眼睛和认知的人类成为哲学认识论的领域。

这样，科学的对象成了纯粹的对象，具有可以定量测定的属性、而清除了所有主观性的对象。清除掉的不仅是认识和思想，而是颜色、气味和滋味，等等——所谓第二性质——它们被诠释作为主体的一个人加以对象的感觉印象之上的东西。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看待事物和人类的方式。传统的把不同形式的事物——从无机物到植物、动物和人类，各有其特有的属性——列为不同等级的观点，被化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具有我们所讨论和说明的属性的对象，和通过思想和行动来研究对象的主体。对象属于可续恶，而主体则获得一种模棱两可的双重地位。一方面，我们可以对人类这个主体做科学研究。这样，一个人就成了一种对象。另一方面，人类仍然是认识到科学的。因此在主体重有一种认识论的“剩余物”、但如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理解这一点，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结果是一场有关身体和灵魂的关系的争论，以及唯理论者、经验论者和先验哲学家们的各种知识论的争论。

即使在术语方面也体现了某种新的东西。“主体”这个词来自sub-jectum,意思是“出于下面的东西”，也就是“作为基础的”东西。在文艺复兴时期，人并不是真正的sub-ject。作为基础的东西完全不妨是事物。人成为一个主体，而多样的事务则成为对象——向认知主体呈现的东西——因此就成为某种新的革命性的东西：人此时基本上被理解为根本性的了，而事物则以各种方式被理解为认知主体面前的知识对象（事物被认为是对象）。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从笛卡尔和洛克一直到康德，反映了以人类为基础的认识论这是如何成为哲学的共同基础的。这个时候的哲学，因此被理解为主体性哲学。在笛卡尔的思想中，个体的人的怀疑和确定性是出发点。在洛克看来，出发点是个人的经验和思想。共同的出发点是作为主体的人。

人作为主体、自然作为对象的出现，因此是与科学内的范式转换联系在一起的。使人成为一个主体、使自然（以及人）成为了一个对象的这个过程，同时意味着一种开发的关心，一种主体凌驾于对象的力量。进行因果说明的各门科学赋予主体以一种凌驾于对象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关系采取的形式是可以用作达到既定目的的预测和技术准则。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获得了强劲势头。理想中的人不再是一个社会存在，一种政治动物，与一个家庭或oikos和谐相处，置身于一个合理的共同体，Polis(城邦）和logos（逻各斯）。人类成为了一个主体，他拥有技术洞见，成了对象世界的主人。文艺复兴与其说是一种再生，不如说是一种诞生——从传统中诞生出某种全新的东西——它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