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居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梁漱溟先生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文化影响集体人格，影响思维模式，东西进入现代化以后的差异，不是简单的制度问题、技术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导致了不同的民族走向了不同的历史道路。中国近代以后的落后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因子，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历史结局是在文化的起步阶段就蕴含着的。

我们追溯到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毫无疑问，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初阶段是在先秦时代形成的。我有一个疑问，在轴心时代是什么影响了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模式？

先秦时代的中国处于一个“礼崩乐坏”的大变革时代，诚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分析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大争之世，各家各派都在主说立说寻找出路。巫蛊文化，在殷商开始就盛行于中国，从那些保存下来的甲骨卜辞中我们能看到，那个时代占卜决定国家大事的行为是多么的普遍，在先秦时代中国人才开始诞生出系统化的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不像古希腊奴隶制城邦时代，思想家可以作为绝对的精神贵族从事像逍遥学派那样闲暇的纯粹的形而上的思考活动，中国当时复杂的大争之世的历史局面，使得百家的思想都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影响当权者，在乱世之中实现自家的学说主张，实用型的思考模式在一开始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甚至在一些学派中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目的，注重实际效果，比如纵横家，对超验的纯粹形而上的思考那是的思想家们是不看重的，庞大的中国农业社会是以氏族血缘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家族的大家长便是一个大独裁者的雏形，在家族型社会中，一个个体被逐出宗族几乎是不能生存的。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思想家把伦理关系，协调人际关系作为一个突出的思考位置是再自然不过的，因此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在于伦理，在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三大姑八大姨这样的异常丰富的亲戚称谓，到复杂交叠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是在国与家之间构筑着个体的位置，在伦理之间寻求着智慧和人生的定位，这种文化缺少西方的那种公共空间，在人情世故中每个个体学会练达的文章，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复杂程度是超过各个民族的，对于“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这样涉及到人际关系方面的总结之语也是异常丰富的，缺乏对超验位格的敬畏，充满了现世实惠主义精神，在这种文化母体下产生那种“潜伏”式的人际关系网是再正常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