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到不能病除——一部“闹心”的国产电影

一个在美国从事药品开发的中国人，回到中国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这里平均每12分钟就会有一种新药被通过。

他转行做电影，这次的故事始于2007年，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和玩忽职守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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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角朱俐正在做恢复智力的测验。她是一家药厂的职员，负责药物签收，因车祸住院，使用了一种麻醉剂后丧失了记忆。 （众道电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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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植物人》里，受害者在制药公司门口讨说法，这样的场景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众道电影/图）

“这个故事是郑筱萸出事之后写的。”电影《我是植物人》的编剧兼制片人谢晓东说。10月15日，这部以假药黑幕为核心内容的小成本电影公映后，不少媒体人、影评人一边称赞一边诧异：这部电影居然通过了。

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在2007年因受贿和玩忽职守被判处死刑。2008年，谢晓东开始写这个剧本：公司女职员辞了职，在公司楼下被一辆轿车撞飞，在医院里醒来已是3年后。她失去了记忆，被一个善良娱记捡回家，偶然发现自己对西药成药非常熟悉。她因此成功应聘到一家制药公司的职位（在办了一系列假证之后），头天上班就在公司门口碰到控诉假药害人的顾客。工作中她见到种种不合理操作，于是越发同情受害者。在帮助对方探明真相的同时，她也渐渐接近自己真实的身份。

片中制药公司在药品审批时弄虚作假，女主角给决心调查假药事件的娱记解释药品审批的荒谬现实，有一句台词：“咱先算笔账，咱就说每年有250个工作日，咱就拿这10000种药做计算，每个工作日会有40种药通过审批，每个工作日有8个小时，每个小时有60分钟，那就是说每12分钟会有一种新药通过。”

医药界的事件就没停过

这句台词来自郑筱萸出事之前，药监局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被双规之后曝光的一条新闻：2004年，药监局受理10009种新药报批，而美国药监局同期受理新药报批数量仅148种，其中只有136种最终通过批准。

谢晓东对这个数字比任何电影编剧都敏感——他恰好在美国从事过药品开发。谢晓东毕业于北京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在美国念MBA期间进入一家药物公司工作了三年。“在美国通过一个新药非常难，大公司养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很多人做一辈子，一个药都做不出来。”谢晓东说，“我特幸运，这辈子做第一个药，也是我接触的惟一一个药，就上市了。”

那是一种治疗脑瘤的抗癌药物，开颅手术切除肿瘤后贴敷在创面。事实上他离开这家公司时，这种新药还在动物实验阶段，刚开始建立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实验室。MBA毕业，谢晓东受聘于一家化工公司回到国内。又过了6年，到1999年，这个药才在美国正式上市。

所以一年审批万种新药，在谢晓东看来是绝对无法理解的。

他这样解释药品审批应有的程序：“比如生产阿司匹林，即使是这样的老药，也得证明你能做啊。比如能不能做到纯度99%，如果你的纯度是九十七点几，剩下那一点多是什么，你得有交代。所以先得在实验室里做，然后小生产，所有的程序都要按规范来；然后通过各种化学检测，是这个东西，然后提交报告，然后（药监局）审批，然后给你批号。”“而郑筱萸的事，就是因为咱们国家6类药，（批号）有不同的标价，比如一类药30万，六类药5万块，你给我钱我就给你批号。所以专门有一种中介公司接这样的活。中介都是药监局的亲戚朋友……药监局不是有一特好的食堂么？从来没人在那儿吃饭，后来郑筱萸一抓，全回那儿吃了。”

电影里的人物、公司、故事是凭空编出来的，但说的事情，都是实际发生的。剧本写到一半，赶上三聚氰胺事件。一家涉案企业高呼振兴民族乳业，让谢晓东尤其愤怒，于是他在剧本里写了这么一段：面对受害人指控，药业公司一边谈私了条件，一边晓之以理：“我们企业正在走向正规化，走向500强，要把民族企业做大……”

伴随着电影的制作，医药界的事件没停过。“开机是3月15日，问题狂犬病疫苗曝光；关机那天，4月26日，药监局抓了六个处长；拷贝洗出来那天，药监局抓了一副局长。”六个处长的案子，谢晓东说他们主要负责审批制药厂是否符合GMP规范，药监局大概在1年里，批了4000家。这个数字他还是无法理解：“每天批十来个，出差去药厂都去不过来吧？”

“我的电影是给醒着的人看的”

“你要是在这行里就会知道，开药店的开私人诊所的，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药监局的短信，哪些哪些药不能用。”谢晓东说。当然，电影情节并没有涉及官员层面。矛盾和冲突只在受害者与药业公司之间发生、解决。谢晓东自己并不在医药行业，他目前就职化工企业。不过对医药行业的熟悉显然很有帮助，影片里的行业细节被影迷认为非常可信。

谢晓东自诩电影“圈外人”。做电影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喜欢”。他从发行电影起步，逐渐进入制作领域。从2007年开拍的《一年到头》至今，他担任制片人制作了五部电影，都是自己编剧，都是二百多万的小成本。有几个北大老同学，做着律师或职业经理人之类的工作，每部影片都固定地共同投资40%左右，由谢晓东做独立制片人，再找中影、电影频道之类合作方投入剩余部分成本。

这五部电影里，四部是现实题材，都少不了人们身边的“闹心事”。

《一年到头》是几张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串起了装修工、老师、医生这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物，关键时刻你却发现他们都得求着对方——老师求着装修工保证工期，医生儿子要上好学校求着老师，装修工淹了房子让老师心脏病发，求着医生救命。“为什么写心内科医生？那就是回扣大王。只有你求他的时候，没有他求你的时候。”谢晓东说，“但回头想想你就真没求人的地儿么？孩子上学，赞助费都在小黑屋里躲着给，什么字据都没有，校长NB着呢。”故事结局是温暖的善良的，细想一下却又有不少无奈。

《业主奏鸣曲》则讲述一个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的斗争：物业公司经理名叫“援朝”，显然生于火红的年代，如今对付起业主的维权却也毫不手软，但他自己住的老房子，也面临着被市政工程“侵权”的危机。《无形杀》则直接来源于网络上一起著名的闹出人命的“人肉搜索”事件。

几部电影质量参差不齐，却都紧扣着一时热议的社会新闻。相比高成本商业电影大多远离现实诉诸历史、传奇、感官娱乐，这些视听上更接近电视电影的影片并不让人轻松愉快，往往还有些沉重。“有些人喜欢睡觉，因为睡着了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从而增加了幸福感。而另外一些人喜欢醒着的状态，总想看看世界摸摸周围，认为这是活着的基本标志。”谢晓东说，“我的影片是给后者看的。”

他也并不认为现实题材的影片会受到更大的限制。让不少媒体朋友惊讶“居然能通过”的《我是植物人》，“我送剧本的时候没什么忐忑感。我只是讲人性里的东西，怎么了？大家伙也没毙我。”这些影片都没有在审片上遇到什么问题，只有《无形杀》审剧本耗了比较长的时间。“人肉搜索引发命案，就有一个犯法不犯法的问题。”谢晓东说，“可人肉搜索那时候没法。电影局不知道怎么批了——片子里出现了一个是非问题、人命问题，却没有法律约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我这片子是有倾向性的。很长时间，然后我拿法律书去了，我说咱宪法有啊，民法通则也有，公民的隐私权是受保护的。哦，那没问题可以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