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处于世界大战中的大国，考一场后院发生的“二月革命”就摆脱了旧制度进入了西方模式的民主化，这显然还是太过简单了，旧制度的影响不是马上就能消除的，随着旧式权威的被推倒，民众的自由呈现的是无拘无束的状态，也可以是无法无天的状态。

想想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一书中的精辟总结：个性一旦置身群体之中就变得失去个性，表现出的是低智商、情绪化、偏激。这点几乎在各国的群体性运动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这场起源于“面包危机”的二月革命，对现实利益的渴求本就超越了来不及培养的现代公民意识，在演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临时政府的领袖们对于做政治反对派是有经验的，但是对突然接手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迅速表现出政策上的幼稚，尽管他们也渴望结束旧制度，建设好新社会。

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彼得格勒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是那种不再承认任何政治权威的大众，面包、土地和和平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的东西，临时政府没有抓紧时间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最终难逃被活跃起来的大众再度推翻的命运。

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的这场二月革命的事变，被莫斯科、外省市和前线平静的接受了，外省基本上是以“电报革命”的方式抛弃了旧制度，由此也可见沙皇制度确实广泛的不得人心，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彼得格勒革命的口号是“打倒战争”，而外省的革命是在“革命是为了战争胜利”的爱国主义口号激励下完成的。渴望俄国在战争中失败，完成政治更迭只是极少数极左政治派别的主张，并不得人心。

临时政府成立之初迅速得到了各地自治机构的支持，这些自治机构也是临时政府领导地方政权的唯一组织基础。3月5日，临时政府宣布各地的自治机构主席作为临时政府全权委任的政治委员，暂时管理地方政务，这样临时政府至少形式上控制了全国。但是这一决定立即引发许多地方群众的不满，许多名声不好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了政治委员引起了很大的民愤，于是各种形式的抗议此起彼伏，甚至要求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辞职，革命群众们要求一切官员都要由选举产生。

这样形势迫使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问题上做出妥协，开始正式一个组织“社会执行委员会”的存在。这个组织是二月革命期间出现的群众自发性组织，迅速遍布全国，群众基础广泛，而政治立场也更为激进。

这样到了三月中旬，临时政府同意地方政治委员由选举产生，承认此前此前对地方自治主席的任命有不当之处，3月27日，又指示各省政治委员应该依靠同全省保持密切联系的社会执行委员会，这样实际上地方政权的权力已经落入了社会执行委员会的手中。

这一系列的让步看得出，自由派，立宪派主导的临时政府在最大限度的争取群众的支持，甚至不惜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传统，削弱了自己和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