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沦落，终究是电影制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

----朱大可
昨天认识的一个独立电影人，和朋友拍了部电影赔了，而且欠债了很多，我知道中国的电影体制对于独立电影的发展不是很好，他和我谈话中提到的一点，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做之前什么风险都算到了，失算的恰恰是对体制和权力的风险。

晚上读《南方周末》2010年1月14日做的一篇《为什么要骂张艺谋？张艺谋批评史》这个专栏策划，文艺批评家朱大可的评价是开篇的第一句，文化怪物这个形容词让我印象深刻。限于时代局限，当年很多人批评《红高粱》时代的张艺谋“贩卖中国劣根取悦洋人”之类的观点，这对当时年轻的且富有才华的导演是一种伤害，张艺谋在艺术片的坚持走到《活着》被禁之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英雄》你还能感觉到他想调和好商业和艺术，《英雄》对权力的献媚，遭到了知识分子的唾弃，到后来《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一部比一部抽干了精神内涵，愈加的空洞。到《三枪》为止，我感觉无论是观影的民众还是知识分子，看过以后还有多少喜欢的。

在分析着一个个电影怪胎大片的时候，深层次的原因又被归咎到电影体制问题，正如医疗方面的问题被归咎到医疗体制、教育的问题被归咎到教育体制、得出这个认识已经很多年了，那么体制到底是什么？词典的解释说：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利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
体制是由人设定的、是由人组成的，却是可以没有人性的，甚至可以扭曲体制内的人性的。体制是有权力的，折射到对张艺谋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导演身上，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反差，曾经不媚权力的一种成功，却也在知道权力厉害之后的投合，以及拥有权利后的一种文化霸权，最终让对其才华充满渴望的观众，渴望其能拍摄出更真诚的艺术作品这一愿望的落空，转变为一种极度的，甚至不乏人身攻击的愤怒。权力对艺术和艺术家都都成了致命的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