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的作者廉思说是受这期《新闻周刊》中的《向下的青春》策划引起他关注唐家岭，关注大学生毕业失业群体的，这向下的青春的提法让我想起了电视剧《蜗居》中的一句台词：”向下的堕落原比向上的攀爬容易。“只是对于蚁族来说，不是他们”自甘堕落“，是现实和体制逼得你向下，至于堕落者也有情有可原之处。

太阳一往西移，唐家岭就开始拥挤不堪。保持着几分钟一趟的速度，一辆辆公交车，犹如卸货一般，将满车厢的乘客吐了出来。本来就只够两辆车并行的街道上，瞬间便全是人。路边的摊贩开始起劲的叫卖在浑浊的空气里已经无法分辨出味道的熟食来。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再往西一点，就是昌平区的地界。在离唐家岭车站站台大概三四百米的距离，一溜铁皮架子搭建的平房，靠边的一间，是李竟的住所。他已经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
一年前的7月1日，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卷着4年前入学时学校发的一床被褥，一个脸盆，一个揉巴着几件衣服的皮箱，几捆舍不得丢的书，李竟来到这里……
　　在唐家岭，像李竟这样刚走出校门就失业的青年，在社会学上被命名为“新失业群体”，他们开始越来越庞大，并且在北京的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个群落，这里弥漫着消沉和无奈的情绪。这是本刊记者在“高知”贫民村调查最深的感受，而社会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


7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北京一列开往通州的地铁上，车厢里已经没有人了，而这个男孩却站着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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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北京三名毕业生的合租屋。希望留在城市，而无法当期就业的毕业生，第一站大都流落在郊区的农民房和城里的城中村，苦等机会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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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杰的工作是私人助理，月收入1500元。他租住在北京四季青乡农民盖的简易房里，不足8平米的房间月租金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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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上班绝大多数时间是站着。累了一天的雷杰在公交车没有到站前蹲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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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总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有的是在京城读的书，大多数是在外地读的书来北京追梦来了。实际上也不是追梦，源于无可奈何，虽然说处处很黑暗，但是大城市的人文环境还是不错的，毕竟自己的努力掉在水里还是有个响声的，比起小城市人浮于事的关系网来说还是光明的。

　　可是大城市的房价这一项就急死了英雄好汉，没有房子再没有稳定的工作，成了真正的“北漂”，多少大学生住在郊区的廉租房里，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我有个朋友住在地下室里，最近总是在下雨，每天下班回家连夜“抗洪”。

　　记得刚毕业时，我去一个女朋友住的地下室里，好像是地下二层，随着地下通道的深入，我的心也随之阴暗起来，而且不能洗澡，没有阳光，像我这样还算吃过苦的人都要紧缩起眉头，那个女朋友在学校的时候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她坚定地说：我相信我不会住一辈子地下室的。”后来她确实也很快搬进了楼房。

　　有的同学邀请我去他们租住的简易房玩，我总是以忙为借口，虽然确实周末我比较忙，但是若是分身的话还是有术的，主要是我不愿看到那份寒酸。我并不是歧视寒酸，我就很寒酸，只是每每看到寒酸几近摧残人的精神的生活，我就很难过，我就很想知道同是人，同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怎么人在物质上的差距这么大尼？可是这些事情是没有为什么的，而人拼命地努力不是因为喜爱努力的生活状态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寒酸生活状态，期盼过上所谓的幸福的生活，这些事情都是很不人道的。尤其对很多贫穷的男孩子来说，那就是遥遥无期的单身状态，穷，当然是没有人嫁你的，所以男人在穷的时候有女孩子不嫌弃你，还真是得“糟糠夫妻不下堂”，现在这样的女孩子真是太少了，宁可去做有钱人的二奶、情人，也不会选择一个穷小子。虽然我能透析这种社会现象，并不代表我能脱俗，我也是众多势利女孩子中的一个。

　　唉，一边是追求奢华、故作高雅、拿腔作调的工作环境，一边又要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学会麻木，不要去思索。可是我还是思索了，我想到了“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也许我应该感谢夫夫收留了我，可是我还是会从比我幸运的小同事们身上寻找自己在物质上和运气上的差距。知足，知福，真的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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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即失业" "向下的青春"的沉重感令人窒息

全国政协委员陈俊亮(右图)认为，大学生就业困难已经成为社会焦点、难点问题，不能让大学毕业生“毕业就失业”。他呼吁大学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也希望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对待和解决这一现实问题

中国青年报报道, 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推出“向下的青春”专题，对北京等大城市周边的“高知贫民村”予以关注，向人们展示了当前庞大的“毕业即失业”群体，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困窘。
从整体上看，当前青年群体的就业的确越来越难。无论城乡，无论受教育程度，有许多青年已深陷对现实的困惑以及前程的迷惘中，“高知贫民”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青春本应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方是青春的当然含义，然而，他们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很难找到，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样的青春，只能体味更多的苦涩和无奈。当然，青春不应惧怕辛劳和苦涩，可如果辛劳苦涩之后，仍是无尽的迷茫，那么“向下”就近乎一种必然趋势。


必须承认，当前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些发展过快，尤其是学费太高。既然读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总要想办法收回成本。对一些低收入甚至为读大学欠下外债的家庭来说，也只有寄希望于“收回成本”，才能使生活回归正常轨道。这正是许多大学毕业生留连于大城市的原因之一，因为毕竟在大城市获取高收入的机会多一些，回到乡下或小城即便能够顺利找到工作，“读书成本”恐也短时无以收回。


高校的大规模扩招，也使得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水平不济、能力不足，客观上造成了毕业生就业难。


另外，许多人“青春向下”，与当前的机会分配不公有关。并非所有的“机会”都进入了“市场”，相当多的发展机会被权力霸占，还有相当多的机会要靠关系争取，只有少数机会进入了市场。这导致了竞争无门，甚至出现用人的“逆淘汰”现象，许多禀赋优秀的青年只好郁闷地承受“向下的青春”。其次，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在大城市求职，导致就业压力过于集中，是城乡资源分配长期不公、发展政策长期有所侧重的必然结果。一切以大城市为中心，让大城市占有太多的发展机会，这种发展观是否科学合理呢？显然很值得商榷。


当然也必须看到，类似“向下的青春”这样的抱怨，也与当前普遍不尽成熟、不够耐心的“成功观”有关。在滥俗的“励志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嚼菜根”的毅力和精神，恨不得一夜成名。对这样的追求虽然不能苛责，但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在认清自我能力和价值后再寻找合适机会，整体的就业局面当不至如此不堪。


无论如何，如果随处皆是“向下的青春”，便无从托起一个“向上的社会”。因而，这种局面究竟是社会转型必有的阵痛，还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便已是一个不容推诿、回避的严峻课题。必须给它一个答案。因为现在的青春维系着未来的社会，青春的希望正是整个社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