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黑没当村支书之前，是这样的一个人

余老黑的确没读多少书。好像读到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时就辍了学。余老黑在没有当村支书之前，村里人都叫他牛贩子。村里人叫他牛贩子，是因为他在更年轻的时候的确贩卖过牛皮，尔后还贩卖过耕牛。在他贩卖耕牛之前和贩卖耕牛的那几年，他的家很穷，也很受歧视。因为穷，余老黑到30多岁，都没说上媳妇。但是村里人说：余老黑30多岁还没娶上媳妇，不光是因为他家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家的成份不好。村人说：谁家愿将自己的姑娘往火坑里推呀。

余老黑家的成份的确不好，是地主。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地主成份注定了谁都可以对他们家喝三喝四喝五喝六的命运。余老黑的母亲，一个脚小胆子比脚更小的小脚女人，在村人面前说话从来是低眉顺眼、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她不仅自己从来不敢在别人面前抬头挺胸地说话，她同样要求她的三个儿子也“不能在外张狂”。余老黑母亲这种低眉顺眼的做人态度，并没有减轻村人对他们家的歧视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有加重的趋势。比喻说，每到生产队分配粮食的时候，似乎就是余老黑家的受难日。准确的说，是余老黑母亲的受难日。余老黑的大哥二哥都是20多几岁的壮劳力，每天生产队队长在派工的时候，重活、脏活、没人干的活从来是不加思索地分配给他们兄弟二人干。可是到分粮的时候，队长又明目张胆地让会计将他们家的口粮分得比谁家都少。余老黑胆小怕事的母亲从来不让她的儿子们去领口粮，她怕血气方刚不谐世事深浅的儿子们受不了委屈而同生产队干部们争吵起来。每到分粮食的时候，本来就瘦瘦弱弱又邋遢又萎缩的母亲，老早就拿着一条补丁缀补丁的日本尿素袋或提只看不出原色、还掉了嘴的砂罐油壶等物什，畏畏缩缩地向村子后山的稻场走去。

  余老黑的母亲几乎每次总是第一个到，站的也是头一名，结果到分粮的时候，说话总是低三下四的母亲就谦卑地一个一个地让。置至让到当她低眉顺眼地前后左右看看，见真是没一个人了，她才唯唯诺诺地走上前去，惶恐地睃一眼一直威严地站在一边的队长，之后颤颤抖抖地将日本尿素袋或破油壶递给分粮油的会计。往往在这种时候，刚才还在喜眉笑脸的会计的脸上立马会挂起霜。挂了寒霜的脸上还有不屑、还有鄙薄的表情。一脸寒霜一脸鄙视一脸不屑的会计就会将算盘珠子拔拉得噼噼啪啪地响，算盘“噼噼啪啪”地响过一阵后，会计就凶巴巴地说：“扣除你们家在上月15日向生产队借的粮食（会计并没讲清他们家向生产队借了多少粮食），本月你们家只能分到谷子30斤、菜油一斤、黄豆3斤。”胆小如鼠一肚子艾怨的母亲在会计说过这些话后，嘴通常是要咂巴咂巴的（她要说：我们家从来没有向生产队借过粮食呀，咋每月都说我们家借了粮食的呢？你们这样做完全是不给人活路啊）。但是母亲的嘴巴咂巴过后，不会有任何语音发出。反尔还会将比哭更难看的笑挤满呈菜灰色、布满皱纹的老脸上，口是心非地说：“扣得好扣得好，我们不该剥削贫下中农的口粮。我们有罪我们罪该万死，我……”“去去去，现在又不是开批斗会，认罪也不找个地方。”会计一脸厌恶地挥手驱赶母亲的样子，就像是在驱赶一只令人生厌的绿头苍蝇。

余老黑的母亲在外面受的屈辱，从来不在她的儿子们面前说。每次分粮回来，母亲总是像做小偷似的躲闪着儿子们的是询问（儿子们会问：今天分了多少粮食）、更是饥饿（全家人已经吃了好长时间的能照得见人的菜糊糊汤了）的目光。尽管母亲躲闪着，但儿子们还是要问。他们实在是想好好地饱餐一顿。但是他们的母亲对他们的“这月我们家分了多少口粮？”的询问，总是欲盖弥彰、遮遮掩掩、答非所问地搪塞。或者母亲有时就直接将分得的谷子啊麦子啊什么的背到加工厂加工完后再背回家。母亲知道，儿子们是不会有耐心在家久候一个没有多少喜悦的分粮消息的。

余老黑（对不起，我要纠正一下，这个时候的余老黑不叫余老黑，而是叫余黑皮。村人将余黑皮叫成余老黑是余黑皮娶了媳妇以后的事。为了叙述的方便，在这一章节里，我就讲余黑皮的故事吧）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外面低三下四遭人蔑视遭人欺辱的时候，真是心如刀绞真是如万箭穿心……同时他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晓得自己家每月分的口粮比任何一家都少。这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个16岁的、懵懵懂懂的少年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