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批判的归宿（一）

——对朱晓玲女性小说的一种读解

杨文琴

中国女性伴随着无产阶级在本国的胜利，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这无疑是女性的一大解放。但是，制度层面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从此就将获得与男性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男性话语依然是这个传统深厚的国家的中心话语，女性依然徘徊在社会与文化的边缘，继续遭遇着艰难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困境。对于这些在困惑与不幸中煎熬的女性，朱晓玲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其2000年以前的中篇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小说。但是，与九十年代流行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不同的是，朱晓玲的女性书写立足于批判。她将笔墨指向女性所处的父权制社会，通过对男性形象如“父亲”、“领导”、“丈夫”与“情人”等的女性叙述，来揭示父权社会及其创造的性别秩序对女性的挤压，进而展开她对女性前途的思考。

朱晓玲的女性小说中都缺少“父亲”，父亲的整体“缺席”显然与作家小时候父亲“畏罪自杀”的心灵创伤有关，父亲的“缺席”为何会给女性的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因为他是“父亲”？朱晓玲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称呼的问题。在父权制社会中，“父亲”是男权文化规则指认、规范性别角色功能的强大承载者，他不仅具有人伦意义，而且蕴涵丰富的男权文化内涵。父亲的“缺席”在朱晓玲的小说文本里有三种情况：《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是母亲和不明男人的偶然产物，她是母亲受辱的证明——“父亲”身份不明，这是“缺席”的一种；《大漠》、《颤抖的爱》等小说中的父亲因为在特殊的年代有着特定的身份，因而被夺去生命，此为第二种；《秋恋》、《寻梦》等小说中的父亲被作者故意隐去，此为第三种。从人伦上讲，父亲是女性生命的创造者，父爱与母爱一起才能满足一个孩子对爱最基本的要求，作为与女性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一位男性，父亲的“缺席” 不仅给女性带来爱的残缺、成长的创伤，更成为影响和笼罩其一生的心理阴影和巨大心灵挫伤。《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从小就感到生命的可耻与荒唐可笑；从小，她和母亲就因这个特殊的“父亲”受尽世人的欺侮与嘲笑。她渴望找到“父亲”，找到依赖；但又痛恨“父亲”并想报复“父亲”，她选择剑男——一个五十多岁、牙齿难看的有妇之夫同时作为她幻想的父亲与情人，欲爱不能，欲恨亦不能，生活与情感都是一团糟。同样，即使曾经有一位光明正大的父亲，女主人公和她们的母亲、家人在其身后仍不能免遭不幸。没有父亲的庇护，她们无一例外的尝尽生活的艰难、世人的白眼和孤儿寡母的凄苦无依。

然而，真实父亲的“缺席”并不是女性不幸命运的全部原因，朱晓玲批判的并不是父亲的肉身，而是作为男权文化象征符号的“父亲”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受男性中心话语主宰的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心理、文化、伦理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夺去女性真实父亲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一个打破了男性中心的年代。相反，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正是革命、权力、政治这些典型的男性话语。在那样的年代，家庭中的女人们与“父亲” 不仅有着血缘和伦理关系，更存在一层高低等级关系，一个家庭的“父亲”在相当程度上代表整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社会属性。他的地位也就是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社会上并不是被当作与男性平等的主体，而是生育的工具、子女的抚养者、家务劳动者、男性的伴侣或玩物。所以，当这个家庭中的社会代表一旦“缺席”，整个社会中的父权就更直接的向女人们压来。《冬日的季风》中伊洁的母亲因为出身和美丽被男人们肆无忌惮的蹂躏玩弄，毫无反抗与挣脱之力；《大雪有梦故里难归》中的彷珲母女被酷狗强逼着贱卖掉房屋，当父亲“缺席”时，女性们遭受的是致命的打击，是直捣身心最敏感最薄弱处的打击。她们之弱小，她们对“父亲”的依赖之深，正是因为她们面对的是整个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即使她们家的男人们“在场”，她们受欺凌的程度可能减轻，但她们受欺凌的可能却是与生俱来、不可根除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