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聚首时的感慨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很凑巧接到了谢颐诚老师的电话，说：杨君平老师想叫着曾经的老朋友坐一下，虽然我是他们的学生，由于相互间走得太近，我也被他们算作“小团伙成员之一”，自己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从九十年代“隐退”以后，一些人中的部分几乎再没有没有见过，不知道他们的现状，也很想了解他们的现状。

在这个圈子里面，最早认识的郭新城老师，自从自己“隐退”以后，最后一次见面郭新城老师，还是在他孩子婚礼上，后来他搬了新家，地址自己也不知道，再加上郭老师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记不住，就更别说我们的电话了，就这样我们断了联系。没有忘记那次在他儿子婚礼上，他宽慰我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让我不要有负担，干好自己的工作，这种“战略转移”他理解。确实一度自己觉得有点愧对老师们，知道那时候自己离开时，他们的境遇更不乐观。。

从他孩子的婚礼，一别又是将近十年，郭老师的孙子到现在都快九岁了。据说现在郭新城老师的大公子，已经“完全取代”了父亲最具有“神侃”的盛名，从新西兰留学回来的儿子，在很长的时间里听老父亲神侃，现在这位后生，从他父亲那里接过“衣钵”，通过他自己的在学习，现在已经是滔滔不绝的跟他父亲讲述，让这个曾经在圈子里以博览群书，善言能辩著称的老郭，与当下的儿子相比，相形见绌。

引领我认识这些老师的夜校同学安郁忠，最崇拜他的叔叔，也正是由于他的叔叔引荐，让我随后认识了这些老师，他的叔叔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见到过了，这次见面有他，同样是一种期待，没有忘记安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痴迷于气功，而且绝不允许别人说气功不好，感觉一度已经走火入魔，倒还好，他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最终他坚守的气功，成为了他经历中的一个阶段。更知道安叔脾气大得很，听到不中听的话，决计不会沉默，一定要表示自己不同的看法。

见面最多的就算是谢颐诚老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谢老师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来自于社会和家庭各方面的压力，无奈之下做出了无奈选择，从自己已经在全国广播电视系统有了名声，有了地位的编辑岗位离开，去了某大学做了教授，所有的文化研究，不得不成为他工余时间的努力方向。由于我们两家离着比较近，所以来往的比较多，每年的春节都会与朋友到他家里去看一下，谢老师学识渊博，他研究的中国古代文明，例如甲骨文，古诗词的翻译整理，古典哲学的研究探索，这些东西自己根本不懂，所以每次造访，只是谈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

杨君平老师同样是有二十几年未见面了，知道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照顾患重症肌无力的妻子上，他的妻子同样是在小城文学圈子里面很有影响的人物，一个脑子具有超常记忆力的女人，同样是我的老师赵汝巧，用老师们的评价，杨君平是这个世界上极少可以见到对家庭和妻子如此负责人的人，而赵茹巧则是一个上苍派到人间的“奇人”。

我还有一个老师，那就是被称之为“现代诗人”的梁青生，曾经的他对我应该说是非常之好，无论是到他家里面，还是在郭新城的小屋子里面，可以用相敬如宾来形容，他与老师们谈话的风格，以及谈到的事情，我都觉得这个人有水平，也乐观，感觉一度走得很近，后来逐渐远了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喜欢借钱的嗜好（毛病），让我这个本来就没钱的学生，从家里面借出来的钱借给她，可是到了说好还款的时间，竟然装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这让我不敢再靠近他。

以至于到后来，我对他开始产生鄙视，认为他不讲仁义道德，不守信，不仅仅是欺骗了我对他的信任，也可以说让我对他产生了反感。当然，这都是后话，事情过了很长时间了，冷静下来，换位思考，我逐渐的理解了他，在如此艰难的生活环境下，不想控制自己的欲望，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那才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不去靠“巧立名目”的假借，怎可能会得逞。

他借钱的事情，在小城文化人圈子里无人不晓，你越是跟他熟悉，他就会越不顾及你的感受，哪怕是你借他一块钱，他需要的话，绝不会嫌钱少，就这样越借越多，到后来真正成为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样子，以至于到最后让他无法面对大众的最终结果，他现在像一件“珍贵的文物”，很多人都想探寻的找到他。

他从我的记忆中，感觉已经消失了许久许久，我们心里特明白，只要向我们这些曾经借过给他钱的人存在一天，法律效应尚存一天，他就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方式，性格决定命运的必然，注定了他根本没有能力还这些钱了，债务对于他而言，都是生活重负，躲避是接触这种重负最好的办法。

按时去了与老师见面的酒店，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除去谢颐诚老师感觉没有变化之外，郭新城老师满头白发，微微有些发福，已经有老人的貌相了，杨君平老师同样也是，那个被叫安叔的老师，我几乎一点也认不出他来了，我们将近四十年没见过面，他告诉我：我们的变化都太大了，已经是七十二岁了，走在马路上，即便走一个对面，也不会认识了。算下来，郭新城老师六十七岁，杨君平老师六十五岁，谢颐诚六十岁，安叔七十二岁，加上我这个年近六十的学生，简直是一个“白发翁”的聚会。

更让我吃惊的是，杨君平的爱人，我的老师赵汝巧，已于今年八月份过世了，而十多年前，在他位于济宁路三楼的房子里，看到她丈夫将她扶起，坐在靠背椅上，摆放出阅读用的书架，她要细读《圣经》，那时候就知道《圣经》她以经倒背如流了，信徒去她那里探望，讲起圣经的中的故事，她会说出这些故事的段落在《圣经》的第几页上，让所有的人敬佩。她用只有她老公听得出来的话语，来调侃老郭和我，那次见面竟成为了最后的诀别，自己到现在还保存着赵汝巧老师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她鼓励我努力学习。

在座的各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享受了属于自己的天伦之乐，曾经的意气风发，曾经的豪情万丈，曾经的针尖对麦芒，现在都不复存在，大家都用自己和蔼的表情，笑对这“迟来的见面”，感觉对过去曾经遭过的罪，经历过的苦，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干扰，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大家用一种玩味的口吻，谈论曾经发生的事情，说我假如不是“误入歧途”发展的一定会更好，我自己知道现状已经是我“最佳状态”，这就是我的命。

倒是杨君平老师的孩子，郭新城老师的孩子，成为了桌子上的主角，特别是郭新城的儿子，成为了郭老师的“复制品”，时而感觉是在倾听，突然间他就插进话来，似乎在让人知道他的博学，不管周围的人是干什么的，便开始高谈阔论，从社会学，人类遗传基因，以至于音乐和社会现状，以至于未来发展分析，我们则成为了“忠实”的听众。

这顿久别了二三十年的团聚饭，没有想象中吃得那么香，那么欢快，大家基本上保持了一种沉稳的姿态，所谈论的问题，大家感觉都没有兴致去发挥，只有孩子们不停地在那里发表他们的感言，曾经的老相识，更多的是在坐在哪里，想着属于自己的事情，与之二三十年前的热烈讨论气氛相比，倒是有点尴尬，二三十年的时间，让所有人发生了变化，即便还可以找到这些老相识，毅然存留的那点“熟悉”，更多的是将自己严严实实的包裹了起来，也许这就是老城的外在表现。

在那里谈到了我的朋友，也是他们的学生王惠青的死，大家都觉得他本该不会这样，从他父亲的身体谈起，觉得遗传学的角度，王惠青应该像他父亲一样，健壮和心胸豁达，王惠青的父亲解放后曾经被判刑，在煤矿里挖煤七年，出狱后依然健壮的活到八十多岁，死在了我朋友，他儿子后面的许多年。王惠青告诉我，他父亲曾经是西镇这边是赫赫有名的“八大金刚”之一，如同我们现在说的“黑社会”主要成员。

然而，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王惠青不到四十岁，就匆匆离开我们，一致认为是酷爱的文学情结害了他，假如他像我这样“回到人间”，去找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他也有这样的条件，他的姐夫就是一个国营大企业的一把手，而那时的他把文学看成了他一生不懈追求的唯一方向。饥一顿，饱一顿，更不在乎他父亲的呵斥与恐吓，几乎经常是身无分文的他，最终落到如此悲惨的结局。

从那里出来，自己一直在想，这就是我们追寻的文学之路？最后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些吗，经历了生活中的那么多，到了这个年龄，看事情已经变得如此平和，难道这就是我们追寻的一种境界？从功利角度去看，现在的这种状态，到底属于自己的成功，还是失败？而成功与失败，在现实社会中又如何去界定？

现在知道自己年轻时候的追求，以至于疯狂，同样也是一种欲望的促使，现在这种欲望已经被感知，失去了曾经对它最美好的幻想与憧憬，即便是没有感知，到了这般的年龄，也已经在生理与心理的每况愈下的现实面前衰败下，欲望变得不再那样的强烈，好像突然明白一个道理，要获得自由靠的不是全部占有所欲望的东西，而是靠摆脱欲望。

认识到自己能力，找到自己的定位，明白了一些道理，无论算作是一种释然，还是继续迷惘，从追寻文学道路看去，是一条从感知外部世界，走向与内心世界相融合的道路，最终面对的是自己感悟与认知的世界，对与否显得也不那么重要了，用“瞎子摸象”的观点去看，我们摸到的那一点点，也算做认知世界的真实。

所有经历过的那些，所有与之交往的过程，不过是自己认知世界的一个累加，无论我们的功名曾经多大，或默默无闻，这种回归，这种认命，是人的最终状态。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生活中有两大悲剧：一个是失去你心中的欲望；另一个是获得欲望。”由此看来，所有的痛苦都来自内心里不断萌生的欲望。

现在的我知道，在文学的道路上，不要设定目标，不要不切实际，有了曾经追寻的过程，做了，足矣。别忘了“世界像一个喝醉酒的农夫，如果你把他从一边扶上马鞍，他会从另一边掉下去。不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他需要的是魔鬼的帮助。”我知道扶住我的那个魔鬼还未到来。这并不妨碍我继续的去做文学的梦，不妨碍我阅读那些大家的作品时，与他们的亲切对话，随遇而安就是一个很惬意的生活方式。

二十年后在聚会的主办者，我的老师杨君平

很有性格的“安叔”

谢颐诚老师

郭新城老师

我嫂子，郭新城老师的爱人，八十年代现代文化研究会骨干，也算是“老文青”

郭老师的大公子，一个神侃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