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农村当兵，在解放军大熔炉锻造了四年的小何，已经不再想回到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他知道要改变命运，必须舍弃一些东西，例如努力在部队里表现，力争提干，成为部队里的干部，也就实现了命运改变的理想，小何在部队里就是这样去表现的，也正因为他在部队中能吃苦耐劳，老实本分，被他们当时的排长看好，把这个憨厚勤快的新兵安排在自己的身边，而这位领导在他干到营长的时候，无法再继续进步，转业回到地方，分配到我最初参加工作的疗养院，任职总务科科长，是我的领导，也是我老师。

这个职位现在来看并不算什么，而当时在计划经济年代，像我们这样的事业单位里一把手都是老红军担任，一解放单位就是县团级，四十多年前我们单位里的科长可不是小事情，十八级以上的就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了，更何况他担任的总务科是一个有权势的部门，单位里一般的职工都会敬他三分，他们知道每年的职工福利，一般的修修补补都由他决定。

小何也就在他的营长转业后的第二年，小何复员了，他没有被提干，连入党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本应是还乡种田的小何，做出了他自己之后也想象不到的决定，与几个复员军人一起来到小城，投靠他们的营长，而这个曾经的领导，用他的宽后和善良，帮助他们在疗养院里面找到了临时工的工作，小何由于在部队里曾经在炊事班里面干过，他被分配到单位的疗养灶火房，在那里烧水做饭。

我还能记得小何在疗养院里面除去干伙房之外，还干过烧锅炉的工作，这个工作占了他进城工作的大多时间，我认识他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而当时我与他并没有什么往来，不过是认识而已，单位周末的洗澡堂开放，成为见到他最多的时候，他当时也算有点“权力”的人，澡堂可以让关系好的人早点进去，去泡干净的池子热水，计划经济年代洗澡也是“特权”。

后来我成为了小何的领导的副手，唯一不同的是我负责管接待，他继续在总务科里面管车辆、伙房、日常物资采购维修等事务，我管的接待也不过是确保疗养院到单位以后的各项服务需求而已，疗养院对洗澡的要求强烈，但是，烧锅炉的人可不管这些，我便在其中负责协调，而小何总是可以对我的要求提供方便，最初给我的感觉这个人值得交，也构成了今天我愿意帮他的一个既定事实。

后来我也离开了最初的单位，我的科长也因年龄问题到点回家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旦关系户没有了权力，立刻就失宠，小何没有了靠山，最后只好依依不舍的离开，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哪个单位已经显露出颓象，正式工都已经那不全工资了，临时工就成为了负担，辞退他们也就理所当然。

小何离开疗养院以后，干过收废品的工作，我不止一次见过他推着自行车，后面拖着收到的物品，脏兮兮的服饰和容貌，给你的感觉就是落魄，后来他还干过许多工作，一直到我又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在小城一个大的餐饮企业里面做员工饭，后来听说因晚上在灶台上抽烟，违反了企业员工的劳动纪律，被发配到大饭店位于海边渔村的晒鱼场工作。

最初同情他，也仅限于把自己的一些穿不到的衣服送给他，后来发现这样的帮助确实不解决他的实际困难，赶巧我们单位搬家需要一个值夜班的人，自然就想起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小何，他接受这件工作时没有更多的话，他用他的勤劳与朴实赢得了员工们的肯定，自己知道小何工作的好与不好都会直接影响到我，毕竟我让他来用了一言堂，而很多关系也在找这样一个轻快的工作。

也只有小何到了我们单位，才了解了他的一些事情，而这时他已经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工作了二十多年，辛勤劳作换来的是他家乡里面旧房的重建，有了他的婚姻，属于他们爱情的见证物--孩子，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完成了人生的两大改变。现在想想，假如当时他结婚以后不再留恋城市，在家乡安营扎寨，或许今天的日子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用小何的话说，当时的家乡既贫穷，又落后，那点属于自己的农田，根本无法养活他们全家人，而是靠他在外打工养活一家人，就这样在我们这座城市里苦苦挣扎了二十多年，到现在看来，他什么也没有，没有自己的固定工作，没有自己安身的地方，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留下的只有对这个城市的无奈，留下了无法设想的回乡之路，他既没有积蓄，也没有一个可以投靠的亲戚，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身体的每况愈下，留给他的晚年会是什么，他不敢去想，我也不敢去想，就像一位大学教授写到的那样，对于弱势群体想要有颜面的活着绝对的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