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份报纸，也算是我这个老工会工作者“讲政治”的体现，那就是一直订阅的《工人日报》，有人俗称是“大工人”，因为他被中央媒体誉为主要报刊之一，而我们省里面还有一份《山东工人报》，被我称为“小工人”，说实话办的水平值得商榷。当然也不是说“大工人”就好到哪去，《工人日报》对于我来说只是通过他了解工会近阶段的动向，就像我们京城的领导窥视我博客一样，了解我的近期动向和想法。

    报纸近些年来越办越失去了读者，原因非常简单，人云亦云，没有真正自己的声音，用我个人的看法，也不敢有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在一个“大礼堂”里面上课，只能听主讲人的言论，决不允许其他人在那里戚戚喳喳，“扰乱课堂纪律”，所以就只能找一些大众题材的东西，找一些主流方面的题材，同唱一首歌，俗话说：步调一致才能的胜利。

    不过也有的时候可能是编审忙于公务，疏忽了对所刊登报道的“深入思索”，一些看似是正面的报道，在我个人认为成为了让人从负面去理解的一个途径，例如在2010年2月28日《工人日报》第一版下方刊登的一篇通讯报道，就让我从其他方面想了很多，很有可能这是自己的庸人自扰，但是，还是想在这里将自己的看法说一下，当然我不希望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生这种有损于我们政府形象的先进事迹。

    报道的题目是《拓荒助学就是我的幸福》说的是吉林省长春市一位八十七岁的残疾军人拾荒六载，供十一名贫困生上学。报道中这样写道：“有这样一位耄耋老人，冬冒严寒，夏顶酷暑，街道旁，胡同里，一片废纸壳，一个空瓶子，卖到废品收购站后1分1角攒起来，即在小本上，定期寄到资助的贫困学生手中。和一般拾荒者不同，这位老人总是穿一身老式军装，胸前挂着一个红牌：‘老干部、老党员、老残疾军人拾荒资助贫困生。’

    他叫葛长江，今年87岁高龄，是长春市朝阳区离休干部，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入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屡立战功，被授予三极甲革命残疾军人。

    从2004年始拾荒助学，6年来，他共捡废品12.6万斤，饮料瓶21.6万多个；平均每天走五公里，先后资助11名贫困学生，捐资近五万元。”报道最后说到现在老人因患重病已经手术了三次，老人一再表示，假如自己不能再去拾荒，他将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贫困学生。而这位老革命的家里面同样有三个子女下岗失业。

    实话我看到这里我真地为这样一位革命的老人而敬佩，而感动，这决非是一般人能够做出来的壮举，看到这里在我的脑海里有了这样一个记忆，想起了小时候当成反面教育片看的那部名为《武训传》的电影，武训为了让穷人的孩子能上学，忍着耻辱让那些有钱的人“踢一脚，两吊钱；打一捶，三吊钱”就这样开办起了致力为穷人孩子开办的学堂。

    自己的思路往回收，现在是我们自己确认的新世纪，是我们公认成为了进入小康社会的既定现实，成为了全民享有教育的“福利社会”，而这样一个先进事迹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不尽我们要问“为何有这样多的孩子还上不起学？我们的义务教育真地做到了吗？这位耄耋老人的感人做法，让我们那些自称是最关心贫苦群体的领导于心能忍吗？”我只能说这是我们制度缺失造成的结果，这是我们体制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现实。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与我们莺歌燕舞般的赞美一点不吻合，与我们大力宣传的和谐也不吻合。

    看完这篇报道，我为这样一位关心贫困学生受教育的感人做法而感动，就像是曾经为武训忍辱负重地筹集教育经费时所遭受的凌辱而落泪一样，这位可敬的老人用自己的行动感动着我们，同样也希望触动着一些人，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的那些领导的手里面，实在看不下去让一个耄耋老人在为贫困学生操心费神，教育本身就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教育的缺失意味着社会的倒退。

    我不知道我们的上级领导是如何看待这篇报道的，在这篇报道的下方有一篇评论员的三言两语，题目为《幸福的抉择》，真可笑，耄耋老人拾荒是幸福的选择，你的父母这样去选择你会认为这是幸福吗？假如我们社会能够让所有的学生享有从小学到高中阶段义务教育的权利，我想这才是葛长江老人希望达到的幸福选择，我们不想看到这些心酸的“先进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