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不划算，损失太惨重”，这是云南永善县墨翰乡原党委书记陈勇的忏悔录。陈勇受贿225万元，获刑14年。他给自己算了一笔经济损失账：“我应该还可以活40年，假如每年按平均收入7万元计算，将来国家要发280万元给我，比我收受的贿赂多得多。我收受的贿赂已全部退还，现在可以说触犯法律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一对比，我经济上至少损失280多万元。”（《检察日报》1月13日）

相比其他贪官的忏悔录，陈勇的忏悔录比较有特色，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传承”主要体现在忏悔录开篇：“我小时候家庭贫困，父母为了供我上学省吃俭用。每每想到父母，我就更加发奋读书……”这显然是沿袭了“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这一贪官人生履历共性；“创新”之处则是算了三笔账：亲情账、经济账、政治账。尤其是经济账，颇让人耳目一新。

按照陈勇的算法，贪污受贿这件事，在经济上属于严重亏损。如果当初没有受贿那两百多万，现在官儿照做，工资照拿，一辈子挣的钱肯定要比当初收受的贿赂多。陈勇因此得出自己的人生教训：贪腐在经济上也是不划算的。落马贪官忏悔录旨在现身说法，警示在职官员：看，这就是贪腐的下场——贪小便宜吃大亏，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笔经济账果真能对在职官员有所警示吗？我觉得未必。陈勇这笔账的算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他个人目前的处境而言，不能说有错，相信身陷囹圄的陈勇一定悔不当初。其实，只要有小学数学水平，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根本不必等到落马后才作“恍然大悟”状。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陈勇没能在受贿之前就算清这笔账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此一时，彼一时”。贪官落马之前和落马之后，“算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以这位陈书记为例，任职永善县墨翰乡乡长、党委书记的两年时间里，就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两百多万元，相比之下，国家发给他的工资只是个零头。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一直平平安安做官、偷偷摸摸捞钱，这辈子的“经济收入”何止280万元。这样一算，贪腐就是一件再“划算”不过的事情。

所以，贪官不是不会算经济账，而是太会算经济账。也不是“算清”的时候为时已晚，而是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会落马，或者说不相信自己会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山西省高平市落马市长杨晓波的忏悔录倒是说得实在：“设想了一亿种自己的人生，也没有想到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

用落马官员的贪腐教训来警示在职官员，历史上做得最“杰出”的当数明太祖朱元璋，一度规定官员凡贪污60两银子以上即枭首示众，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塞上稻草，置于公堂之上以警示到任新官。贪污60两银子就没命了，这笔账算起来不仅清楚明白，而且鲜血淋漓，可即便如此，明初贪官依旧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连朱元璋自己都惊呼：“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夕犯！”朱元璋大力肃贪的决心毋庸置疑，他哪里想得到，贪腐不是让官员自己“算账”就可以根绝的，病入膏肓的封建帝制本身就是贪腐滋生的土壤。

落马贪官觉得贪腐不划算，并不是贪腐本身不划算，而是贪腐行为被查处不划算。贪官算经济账之所以落马前和落马后有两种算法，皆因贪腐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还不够高，某些官员依然相信贪腐的收益大于风险，故而心存侥幸。这要求我们不断完善发现贪官和惩治贪官的制度设计，不断强化对官员的监督和对权力的制衡，让官员不敢贪也不能贪，让贪官无一例外“伸手必被捉”。若能做到贪腐零容忍，官员哪里还需要通过算经济账的方式来决定自己贪还是不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