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元旦开始，广东职工可以就劳动报酬、保险或者福利等8大项内容与企业进行平等协商。28日，广东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刚修订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该条例的修订最大亮点是新增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只要半数以上职工提出涨薪等集体协商要求，企业方就必须作出回应。（《南方都市报》9月29日）

自1994年相关表述写进《劳动法》，到2000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再到十八大报告提出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已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然而它每一次成为新闻关键词，总会引起不小的舆论反响，足见民众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关切。

“知易行难”是人们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普遍观感。虽该项制度在部分城市有试点，但收效甚微，很少听说有企业职工真正通过这一渠道实现了自身合理诉求。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工资集体协商”目前只是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的一个可选项，在法律上并无强制性要求，虽然有政府倡导，但企业可执行可不执行，不执行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就此而言，广东省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对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出一些强制性规定，是一大进步。

舆论普遍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存在“四不”现象，即企业主基于私利不愿谈，职工担心被解雇不敢谈，对相关法规不熟悉不会谈，工会组织不健全不能谈。《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规定，职工一方书面提出集体协商要求的，企业应当于30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对应协商要求内容逐一作出回应，并就有关事项进行协商。这就解决了“不愿谈”的问题。《条例》还规定，职工协商代表履行协商职责视为提供正常劳动，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得调整其工作岗位、降低其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协商代表履行职责期间，企业不得解除其劳动合同。这也部分解决了“不敢谈”的问题。

《条例》还就工资集体协商的程序作出一些细化规定，这些都可圈可点。然而条例没有回答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如果职工一方提出的诉求是合理的，但企业置之不理，或坚决不肯让步，职工该怎么办？换言之，集体协商如何协商出成效？站在职工的角度，如果明知协商不会有任何效果，还不如不协商，有这工夫不如多干活多拿点工钱。这样一来，工资集体协商就徒具形式，空耗人力物力。

有一种观点是，当职工与企业进行工资协商时，政府部门应强势界入，尽可能站在“弱势群体”即职工一方作出公平裁决。但这种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政府干预企业的工资水平，只有一种情况下是合法的，那就是用工单位开出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企业该不该加薪，不是政府部门该管的，也管不好。如果政府部门可以决定企业是否应加薪，还要“工资集体协商”做什么？下达一纸行政命令不就完事了？

工资集体协商之所以难见成效，在于资强劳弱，即便双方达成协议，也很可能是不平等条约。而劳动者之所以“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事关薪酬的谈判中，单个劳动者往往无力与强大的资本抗衡，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工资集体协商”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因此政府真正该操心的，是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工会制度，充分发挥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区域性工会等各种工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工会组织的独立性和维权能力，使之真正代表职工利益，帮助劳动者提高在劳资关系的博弈能力。

此外，在劳资博弈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纠纷乃至冲突，只要职工的维权行为没有超出法律允许的限度，政府就不应过多干预，不能拉偏架。从广东为数不多的几起工资集体协商成功案例看，地方政府在劳资纠纷出现时都保持了必要的冷静和克制，只是委托地方工会组织居中调停，最后迫使相关企业不得不坐下来和职工谈判，而且效果非常之好，不仅职工诉求部分得到了满足，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也在最短时间内得以恢复。

与此同时，企业虽以“唯利是图”为天职，但也不应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洪水猛兽。2008年，辽宁省营口市虎庄镇服装企业普遍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导致集体上访时有发生。当地政府以此为契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人工资因此两年中翻了一倍，企业欠薪现象基本绝迹，而相关企业表示，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以来，员工跳槽率从之前的40%下降到现在的5%，废品率从5%下降到3‰，并且由此提高了20%的经济效益。这就是所谓“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