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出台以来，公款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记者通过采访和实地走访发现，当前在发票上做文章、利用发票进行公款消费的公职人员、国企管理人员仍不在少数，发票也上演了一幕幕“变形记”。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其实他们很多情况下都是将餐费报销成了办公用品，这层窗户纸大家都不愿意捅破。（新华社5月13日）

“办公用品”成为报销公款消费的一个筐，这层窗户纸无论捅不捅破，“窗户”里面的那点事儿，老百姓也是心知肚明的。如今的一些大型商场、超市，如果工商、税务部门有心查一查，发票中“办公用品”估计要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笔者就亲眼目睹过若干次开“办公用品”发票的场景。其中有一次，在某大型卖场总服务台，一男子推着一车烟酒补品要求开发票，营业员很识趣地问：“开什么？”“办公用品。”“对不起，我们这儿不能开办公用品。”“那能开什么？”“超市里有的都能开，但必须是具体的商品。”“那就开打印机吧。不，开A4纸。”我估计上次开的打印机，这回得换个品种。就那一车东西的价格，要是都买A4纸，估计能堆满半间屋子。

新闻中说，八项规定之后，公款消费开发票有很多潜规则，什么“巧立名目”、“化整为零”、“空手套白狼”……其实，这些发票潜规则八项规定之前就有，只是八项规定之后更加猖獗了。比如公款吃喝，一是中央有禁令，二是账目要公开，因此各方面盯得很紧。有些地方三公经费公开做得比较好，财务审查也很严格，公务宴请吃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请的什么人，发票上都得标明，否则报不了账。这样一来，若再想像原来那样山吃海喝，就得在开发票上想些办法。将餐费报销成办公用品，即是瞒天过海的手段之一。

形形色色的“发票腐败”，其危害性不仅指向三公消费监管的漏洞，架空了中央禁令，助长了官场奢靡浪费之风，而且为腐败分子侵吞公共财政资金大开方便之门。海南儋州原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利用职务便利，将公款报销作为敛财手段，其在儋州市任职4年多，公款消费报销共计404.94万元。这么大一笔钱，多数不是被权晓辉吃了喝了，而是落进了他个人的腰包。

有专家指出，要遏制“发票腐败”，必须堵住公款消费报销的制度漏洞，除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加强监管外，还需要税务、工商等部门联动，整治开具虚假发票的“问题企业”。这诚然有必要，但仅仅盯着一张发票，笔者以为还远远不够。并且，这件事做起来也很麻烦——首先，“办公用品”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要弄清楚某个单位的A4纸是被用来打印材料了，还是被吃了喝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次，要不要开发票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商家若想玩移花接木的把戏，相关部门很难找到把柄。

公款消费之所以可以在“餐费”与“办公用品”之间玩乾坤大挪移，根子还在于公共财政运作不够透明。如今各级政府部门都被要求公开三公经费清单，这样的“重点突破”本意是好的，效果也很明显，但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给各种隐性的“三公腐败”留下了闪转腾挪的空间。岂止是办公用品？日前有媒体报道，广州某些区县一年的会议费高得吓人，堪称“第四公”，而且不少公款吃喝的花费就藏在会议费的账单里。

晒政府账本不能只晒三公经费，所有政府花钱项目都应对社会公开。遏制“发票腐败”，需要政府财政预决算更大程度、更为细致的公开透明。如果都像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曾经实施的“政府全裸”那样，连“花1.5元买信纸”这样细小的政府花钱项目也广而告之，官员公款吃喝的花费还能隐身在“办公用品”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