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门特首崔世安表示，2014年澳门将继续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澳门元，下同），非永久居民每人发放5400元。澳门的现金分享计划始于2008年，发放金额逐年递增。对此有内地专家表示，这一措施表面上看似公正，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是一个懒政的方法，意在“讨好市民”，对整个中国没有借鉴意义。（《第一财经日报》11月19日）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但凡别的地方出台了什么得民心的公共政策，只要我们这里没有，就会有专家跳出来说些酸不溜秋的话。俄罗斯搞免费医疗如是，澳门派发红包亦如是。

首先搬出来的一般都是“国情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戴伟说，发红包这种补贴方式只能在澳门这种地域和人口都比较小的地区实施，“中国人口规模太大，且多元化，现金直接补贴的效率会非常低。”戴先生的教学研究领域是政府管理，应该知道发红包不是澳门的首创，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曾有向全民派发红包的举动。美国历史上多次以退税的方式向所有纳税人派发现金，人家那儿也是地大人多。

其次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岳经纶认为，不论穷人、富人都发钱，表面上看似公正，实则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因为每个人的边际效益不同，一些人其实并不需要。这种说法就更可笑了。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一项政策可以帮助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没有意见，就可以认为它是好政策。澳门居民普遍收入较高，9000元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澳门的穷人而言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5年来，现金分享计划深受澳门居民欢迎，即便是富人，每次领到钱的时候都很高兴，至少也是一种“精神福利”。澳门白领郑晖表示自己并不是最需要这笔钱的人，但也“盼望政府每年都能涨一点点”。

戴教授和岳所长的共同看法是，发红包这事儿纵然可以一时讨得市民欢心，但不能作为一个常态化的制度实施，政府财力有盈余的时候可以搞，政府没钱的时候怎么办？社会保障关键是保低，而非普惠，因此澳门还是应该致力于建立一套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去搞制度建设，就知道发钱，是为“懒政”。这里面有好几层意思，归结起来就是一点：钱放在老百姓手里是花，放在政府手里也是花，而老百姓花钱容易乱花，所以社会保障这件事还是应该由“制度”来安排，政府花钱比较有效率。

澳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搞得怎么样笔者不是很清楚，但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我们这里，旨在“保低”的社会保障很多时候却是“保高不保低”，比如养老双轨制，比如住房公积金，往往是最需要公共财政惠顾的弱势群体反而被边缘化、被遗忘，如果让这些人选择，恐怕更希望吃到“红包”这个“大锅饭”。“政府花钱”和“百姓花钱”哪个更公平、更有效率，还真不一定——每到年底，部分地方政府“突击花钱”，花了大量不该花的钱，如果把这些钱作为红包向全民发放，哪怕是平均分给穷人、富人，也应该是更公平、更有效率吧！

澳门连年向市民派发红包，有其特殊性，是否能借鉴可以讨论。但在财政有盈余的前提下，向全民派发红包是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一种直接体现，更何况澳门并没有因此削减其他公共服务，这些年派发红包的同时还向居民提供电费、教育、看病补贴。换言之，红包只是一个“增量”福利，并不影响所谓“常态化的制度”。这些年政府财政收入以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幅高速增长，还富于民、藏富于民已形成共识，为什么就不能学学澳门向全民派发红包呢？

说人家发红包是“讨好市民”，难道政府不该讨好市民吗？如果政府总能讨好市民，让市民竖大拇指，那就是市民心中的好政府。至于此举是勤政还是懒政，最有资格作出评判的不是政府，不是专家，而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