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从广州南沙区有关部门证实，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已辞职从商，目前已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据悉，官至副厅级的“博士官员”孙雷辞职前，曾有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未果。（《南方都市报》9月10日）

在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官员“挂印而去”从来都具有成为新闻的价值，何况是一位年富力强、位高权重、在常人眼中“仕途无限好”的官员。

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辞官归里”的人并不鲜见，但“弃政从商”的人却是屈指可数。“弃政从商”的始祖当推春秋末期越国的范蠡，即后世民间所谓“陶朱公”，以国之重臣而成天下巨富者，可谓千古一人。然而正史对范蠡在经商方面的评价并不高，着墨点多集中于其政治上的权谋及功成身退的节操。农耕社会的职业排序是“仕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的成就再大，也不被正统观念所看重。

时序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商人的地位与范蠡生活的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在今日国人职业选择的价值排序中，“仕”依然有着其他职业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吸引力，这从近年来公考热持续升温、数千人争抢一个公务员职位即可略窥一斑。从人才在不同职业间横向流动的趋势看，寻常所见的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演而优则仕”……总而言之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都在争先恐后进入官僚体系，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孙雷先生辞去副厅级官员的高位，“屈就”民企下属公司总裁，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话说，这属于“减熵”行为，意思是“不走寻常路”，或者叫“非主流”。而在王小波看来，不为大多数人所选择的“减熵”，恰恰是追求自我价值完善乃至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性力量。王小波曾用一句相当刻薄的话形容相对于“减商”的“熵增”现象：“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

当然不能说大家都争着去当公务员就会一定会变成粪缸里的蛆，“做官”之于社会也是很重要的职业，问题在于它不能是“众望所归”的唯一体现人生价值的职业，尤其不能成为吸引人才单向流动的职业。政府官员作为“食税阶层”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而包括民企在内的其他市场主体才是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理应是大量优秀人才流向创业领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政府部门吸纳过多的社会精英。

因此笔者认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的观点：孙雷弃政从商是“正常的人才流动”，“不能只是企业人才流向政府，同时也要有政府人才流向企业，这样才更有利于人才的优化配置及政府和企业的发展。”以孙雷产业经济学博士的教育背景而言，他去民企应更能展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有人认为像孙雷这样学养深厚、颇有政绩的官员辞职从商是政府人才的流失，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看看每年公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盛况，政府还会缺得了人才吗？

真正需要人才的是民企。在市场经济年代，民企兴衰才是攸关国民经济能否长远健康发展的大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员“下海”一度蔚然成风，彼时亦被公认是民营经济生机勃勃的年代，时至今日不少民企举步维艰，个中原因很复杂，而人才匮乏无疑是一大掣肘。从这个意义上说，孙雷弃政从商可视为一种积极信号——经济领域渐趋宽松的政策环境让社会精英们不再紧盯着高官厚禄，有勇气到市场中一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