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主办的2013年上半年电视问政活动，7月2日起在武汉电视台现场播出。主题为“问作风”的直播节目，暗访短片曝光了当地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不少“三公乱象”，并以此监督相关部门兑现规范公务活动等工作承诺。接下来的几天，武汉市“电视问政”还将围绕“问执法”、“问服务”、“问管理”、“问环境”等主题，接连举办4场直播节目，就群众关心的小餐饮、湖泊保护、违法建设等工作，直接考问相关部门。（《新京报》7月4日）

武汉市的电视问政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据说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差不多是热播电视剧的3倍，可见受市民欢迎程度之高。

类似的电视问政节目近些年在不少城市都有，形式大同小异，说起来已不算新鲜事，可每回播出都会有万人空巷的效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与电视媒体的特点有关。电视剧虽然好看，但是那是虚构的，而电视问政这样的“真人秀”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市民很想知道一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官员们会拿出怎样的解决方案。

内容方面的吸引力只是一方面，节目的形式感可能是让观众最有兴趣的。这类节目在不少市民眼里就是难得一见的“给官员出难题”——节目现场往往伴有专家点评、媒体记者追问、观众举牌打分等环节，有交锋、有互动，火药味十足；面对暗访镜头曝光的一个个“不和谐”的画面，经常会有官员窘得满头大汗，不再是平日高高在上的形象，市民长久以来可能被冷落的负面情绪因之得以宣泄。

电视问政很像是一档“严肃的娱乐节目”。当然它的功能肯定不只是娱乐大众，对官员提升执政能力及改变作风而言，构成了某种看得见的现实压力。首先，由于节目中曝光的问题往往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官员无法提前做功课，这就迫使官员们平日里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听一些报喜不报忧的汇报，得多下基层了解民生疾苦，否则面对问题时可能一问三不知；其次，有的领导干部讲话常年对着秘书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电视问政可以倒逼他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少说官话套话。

舆论对电视问政的褒扬，往往认为它开通了一个新的民意表达渠道，普通百姓可以藉此面对面地监督政府，督促官员现场解决问题。的确如此，电视问政的优势在于“现场感”，一个个问题就摆在眼前，官员必须像医生那样，马上作出分析判断，现场开出处方，否则就下不来台。但笔者认为，这方面的意义不宜高估。

其一，电视问政中，“问”的主体并非普通民众，以武汉市的电视问政节目为例，议题由一个叫“治庸问责办”的机构和电视台共同预设，除了暗访短片中的当事人，一般市民只是看客；其二，“问政”应该有三个功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问责有问人员，而电视问政从目前看充其量只是提出问题。武汉节目现场，一位市委高官看了短片后自曝存在公车私用问题，观众可能觉得这位官员很坦诚，勇于自我揭短，然而这样的行为本该被问责，可谁又能问责他呢？至于如何解决普遍存在的公车私用问题，该官员也只是说了“加快公车改革”这样一句正确的废话就算过关，并未给出具体可操作的改革路径。

由此可见，电视问政其实承担不了“问政”的职能，对于一些人人痛恨、根深蒂固的问题只能浅尝辄止，基本可以预见，同样的问题在明年的节目中还会出现。并且，这样的节目一年中只有几天，更多的日子里，市民如何问政呢？

电视问政之于“问政”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市民喜闻乐见的载体，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问政途径。去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接受央视采访时曾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制度化的问政主体应该是人大这个民意代表机关，民众有问题可以反映到各级人大，由人大代表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和问责，并通过电视问政这种方式实时传播，这可能是未来电视问政的常态化做法。

现在的电视问政，在市民眼中更多是一档对抗性很强的、看起来很过瘾的“娱乐节目”，虽然话题比较严肃。但是过完瘾之后，还能够留下什么呢？今年武汉的电视问政节目，主持人的开场白是：“三年来，电视问政成了武汉市民眼里的鸭脖子，麻辣、有味。”笔者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武汉的精武鸭脖天下闻名，吃着麻辣，嚼着有味，但它不能天天当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