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署日前发布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专家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大肆借钱融资的做法较为普遍，这也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人民日报》6月12日）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审计署的公告显示，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换言之，这9个城市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全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够偿还债务。之前还有报道说，有些地方政府一年节省下来的钱还不够还利息，只好借新债还旧债，结果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如果有一个人，每年都要向银行借10万元才能维持生计，可他的年薪只有5万元，估计头发都愁白了。这样的人，银行也不会借钱给他。可是政府举债就完全不一样，用新闻中的话说，某些地方政府举债，是虱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不用愁。

地方政府借钱，最终需要由纳税人来偿还，因此钱借多了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一般人对政府举债最直观的担心。因此这些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政府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第二：靠什么还债？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据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丁茂战先生的说法，导致地方政府大肆举债的原因，首要的一点是政府“要干事，但没钱”，现在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其收入和支出严重不对称。平心而论，部分地方政府“钱不够用”可能是实情，但未必是政府大肆举债的主因。众所周知，由于“GDP至上”的传统政绩导向仍然存在，加之“保增长”的压力，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冲动始终仍难消退，而大兴土木是需要大把花钱的，没有钱就只好借。至于这些政绩工程有多少能够真正惠及民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再看来第二个问题。政府靠什么还钱呢？丁茂战先生称，地方政府之所以敢大肆举债，主要寄希望于两点，一是土地收入，二是招商引资。其实这两点都是靠不住的。当前楼市调控风声日紧，土地财政从长期看不可持续；至于招商引资是否能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的大幅增长，取决于国内外经济环境，宏观和微观的变数都很大，乐观的预期未必靠谱。

政府大肆举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政府借的钱一旦还不起，对国家金融体系就会造成巨大冲击。中国不存在“政府破产”一说，地方政府欠债不还，最终还得由中央政府埋单，而中央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到最后唯一的解决之道可能只有加印钞票——这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解决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的问题，有赖于地方政府摒弃“负债谋发展”的政绩观，但从根本上说，必须将政府举债行为纳入人大审议和监督的范畴，不能想借多少钱就借多少钱。有一个吊诡的现实是，按现行《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换言之，政府举债行为并不合法，可它就堂而皇之地普遍存在，并且因为“无法可依”而不受人大制约。

与其让政府举债行为“偷偷摸摸”地存在，不如承认它的合法性，并加以规范。因此理性的做法是对《预算法》进行修改，将“政府借钱”的问题摆到台面上：地方政府什么时候可以借钱，可以借多少钱，借的钱怎么还，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接受同级人大审议、监督和审计。

此外，对于不严格执行预算和“赖账不还”的官员，必须严厉问责。现在的情形是，政府举债对地方官员而言基本是高回报、无风险的游戏，“负债谋发展”可以为官员升迁带来大把的GDP，至于什么时候还清欠债根本不在一些官员的考虑范围之内，任期一过债务就是就下任官员的事情。而在“新官不理旧账”的惯性思维下，新到任的官员又把上届领导的欠下的旧债放在一边，继续借新债，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如何设计出一套科学合理的问责制度，是能否化解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