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张先生向媒体爆料，称自己被警察“设伏抓嫖”，交了3000元罚金没有任何处罚证明。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热线》记者在发廊外暗访多日发现，这是一个由警察、社会闲散人员、发廊老板及坐台小姐联手导演的勒索陷阱。节目播出后，西安市公安局高度重视，抽调局纪委、督察支队、市局刑侦局等相关警种组成调查组，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西部网8月23日）

    西安警察“设伏抓嫖”与2009年10月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如出一辙，只不过一个抓的是“嫖客”，一个抓的是“黑车司机”。“设伏抓嫖”比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更为恶劣的是，“嫖客”还未“上车”就被拿下，而且罚款连张单据都没有。

    新闻跟帖中许多网友都表示曾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类似的执法行为，并且，“钓鱼执法”并不局限于抓嫖、抓黑车，它几乎存在于抓赌、抓超载、抓走私、抓假冒伪劣等所有可以对当事人进行罚款的执法活动中。类似于警方设伏抓嫖、路政部门钓鱼抓黑车这种做法，早几年还被认为是一种合法行为，相关公权部门可以理直气壮地实施，直到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引起举国公愤后，人们才开始反思这种执法行为的种种弊端。

    “钓鱼执法”是民间比较形象的说法，法学界的术语叫“警察圈套”，它起源于上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的美国社会，吸毒、卖淫、酗酒等社会问题猖獗，由于此类案件中涉案人员没有将案情报告给警方的动机，因此警察很难获得相关证据，为了案件侦查的需要，警察常常制造陷阱引诱嫌疑人“上勾”，从而逮捕之，将其送上被告席。可随之而来的是公民个人权利受到极大伤害，特别是在有些案件中，被告人本来没有犯罪意图，但是在警方的诱骗之下实施了犯罪，这是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人所不能忍受的。

    1932年美国的“索里尔斯案”率先确立了“圈套辩护”的原则，即如果法庭调查证实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或犯罪证据是出于“警察圈套”，即可宣告被告人无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写道：“警察圈套是指，犯罪行为处于官员的构想、计划之下，如果不是因为该官员的诡计、劝说、欺骗，行为人就不会实施犯罪。警察的职责在于依法制止犯罪、侦查已发生的犯罪，而不能去人为地制造犯罪，更不能去引诱遵纪守法的公民去实施犯罪，然后予以逮捕、控诉，否则就会人人自危，造成警察、政府乃至国家威信扫地。”

    时至今日，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警察圈套”普遍被认为是非法的侦察和取证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证据，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由此看来，我国法律对“警察圈套”并不认同。然而在现实中，尤其是在公权力部门打击一些尚且不够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时，“警察圈套”仍然不时作为杀手锏祭出。

    我国法学界对“警察圈套”向来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警察圈套”作为侦察谋略有其存在价值，可以帮助警方尽快抓获犯罪嫌疑人，避免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笔者以为，将“设套”作为侦查谋略使用并非完全不可以，但不能扩大化，应该有严格的限制。首先，其使用范围最好局限在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等对社会危害较大的案件，而不能针对一般的违法违规行为；其次，必须是出于侦破已经发生案件的需要，使用的对象应该是根据可靠线索已经实施了犯罪，而且有可能继续犯罪的嫌疑人；最后，要把握好“设套”行为的度，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继续犯罪的机会”，但不能诱骗没有犯罪意图的人去实施犯罪行为。

    “警察圈套”或者说“钓鱼执法”在我国还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问题，此种执法行为屡见不鲜的根源在于众所周知的“执法经济”，因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有赖于严格限制“警察圈套”的使用，更重要的还在于监督和约束公权力的行使。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天然具有寻租的冲动，其危害性要比卖淫嫖娼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