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距江西宜春市区80余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李细秀老人在外玩耍的5个孙子孙女在水塘溺亡，只有最小的孙子生还。出事时，李细秀曾急忙向村里人求救，但是却没有找到一个能下水救人的年轻人，因为在这个季节，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去了。（《山东商报》5月14日）
    这样撕心裂肺的痛楚，绝非李细秀老人一家之痛，而是整个社会之痛，整个时代之痛。
    想起了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先生前不久说的一番话：“我们在城市里生活和享受的一切，其实是一种负债的生活状态。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前端放在了城市，其次才会惠及农村地区。我去一些农村，发现里面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他们是在为我们牺牲。”
    说起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多将目光聚焦在城市以及城市周边，比如城中村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城市建筑及人居环境问题……我们很少去关注隐藏在城市背后的广袤乡村，以及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被“城市化”的人们。我们总觉得乡村依然是传统的、美好的，依然是个田园牧歌式的所在。
    殊不知，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乡村正在经受着比城市更为严重的扭曲。这些年，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乡村日益呈现出衰败、凋零的景象，比土地荒芜、农耕文明断裂更让人不忍目睹的是人伦亲情被撕裂，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儿童也因之失去抵抗风险的能力。
    不要对那些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说什么“田园将芜胡不归”，那已经是他们回不去的家园。李细秀的小儿子王光军说，在农村种地的微薄收入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现在想，有些事情可能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兄弟不出去打工，怎么还债，孩子上学的钱又怎么办？”这个年轻的农民工失去了两个女儿，在他看来，这样悲痛欲绝的事情竟然是“不可避免”——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必须让农民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吗？
    不必讳言，发生在江西宜春的这起留守儿童溺亡事件虽属个案，但实则是个制度性悲剧。中国的城市化率从新中国成立时的10.64%上升到了如今的约50%，单从数字上看，可谓成就卓著，但纵观近6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整个农村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上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农村的状况一直令人忧心忡忡。
    有一种观点认为，诸如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等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好像是在说，“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笔者不能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在市场经济法则下本应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然而在中国问题的语境中，“发展”更多的是靠权力之手推动，典型表现为由权力动员各种资源，集中应对某一目标，城市化进程亦是如此。这种发展模式直接导致了城市的过度扩张与农村的迅速凋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看似“用脚投票”的自由选择，实则是社会资源配置和城乡居民权利双重失衡下的无奈之举。
    从长远看，我们不可能将所有农村都变成城市。如果我们将“牺牲农村”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以说后患无穷，因为任何牺牲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有那些被压抑下去的东西，当它们在其他时间以其他方式重新出现时，将会是扭曲和膨胀的，甚至可能是报复性的。这样一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必须得到修正，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农村利益的不断流失必将越发导致基层治理的乏力与农村秩序的混乱，亦将动摇城市化业已取得的成果。
    推进城市化进程不应以遗弃农村为代价。城市化固然会造成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以及社会的生产中心转向城市，但是这并不能等同于默认社会的资源分配、社会建设也以城市为中心。农村人口可以逐步减少，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日趋变窄，但是农村的生机与活力不应就此消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反复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因。
    “反哺”是因为长期的“欠债”，而“反哺”最终必须切实体现在公共政策层面对于农村社会的建设与投入上。5个溺亡孩子的宝贵生命再次警示我们：城市欠乡村的债，该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