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8点，大理男同酒吧终于在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日子静悄悄地开业了。
    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尽管这间酒吧的开业历经波折，印证了“好事多磨”的老话。同性恋酒吧并非大理所独有，而大理这间男同酒吧的特别之处，在于当地政府部门及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的主动介入，因而其积极意义和探索价值非同小可。在“流氓罪”被写入刑法的年代，同性恋与聚众淫乱、非婚同居等“伤风败俗”的行为一道，一经发现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而在今天，政府以实际行动主动关心同性恋人群，这既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是法治理念的进步。
    此刻最需要感谢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大理男同酒吧原定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开业，由于媒体及社会各界的过度关注，没能在“预产期”顺利“降生”。此前媒体报道说，“酒吧能否继续开业，关键还在于志愿者的心理承受能力。”现在看来，志愿者们承受住了压力，他们很勇敢，令人尊敬。
    关于“过度关注”，笔者在12月2日刊发于晚报的评论《是谁扼杀了大理男同酒吧》中已经表述得很充分——大理男同酒吧“死”于大多数人的暴力，它承受不了来自我们这个社会“主流人群”的充满歧视、偏见、仇恨和猎奇的目光；在这个事件中，一些媒体也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杀死”大理男同酒吧的帮凶。其实这样的感受，当事人之一、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张建波医生更有“切肤之痛”，他曾收到数十条陌生人的短信，其间夹杂大量攻击谩骂之语。张医生的观点一针见血：“最好的消除歧视的方式，就是不关注，把他们当成正常人。”
    《道德经》有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说的是“无为”的治国方略，笔者以为这样的思想用之于大理男同酒吧，甚至普遍用在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上正好合适——我无事则彼自安，只要作为“多数”的我们不庸人自扰，作为“少数”的同性恋者自会在属于他们的情感世界里适意生存。
    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的敌意和侵略自古就存在，比如部族之间的仇杀，理由可以很简单：他们跟我们不是一类。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就不能这样相处，跟自己不一样的就仇视，就赶尽杀绝，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汉族对少数民族是这样，异性恋对同性恋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能宽容和保护少数族群，歧视少数族群，多数族群中的人们也将生活在仇恨和紧张的社会关系之中，不会有快乐。
    当然，这样的认识基于一个前提，就是笔者一再强调的，同性恋作为一种有别于常人的性取向是在生理发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情我愿”的同性恋行为不会伤害任何人，也不会伤害社会——这样的观点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笔者上一篇有关大理男同酒吧的评论发表在个人博客上后，有超过17000人浏览，数百人留言，大致统计了一下，留言者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呈橄榄型分布，坚决反对者和表示可以接受者均是少数，多数人表示虽不能理解但可以宽容。有网友怀疑笔者是男同，其实本人也属于多数派，个人不能接受此种行为方式，但尊重同性恋者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多数人表示宽容是个好现象，但内心的宽容不能外化为“过度关注”，应保持必要的克制，毕竟宽容不等于理解，而不理解就意味着可能产生冲突。尤其是各地媒体，就不必再为此事一窝蜂地赶赴大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