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做官成瘾列为一种临床精神疾病的国家，并计划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登记。据设立在北京的中国首个官瘾治疗中心的某位专家介绍，中国处在该领域研究的最前沿；卫生部正在制定相关标准，这一标准把官瘾归为与强迫性赌博或酗酒类似的病态行为。
　　这条新闻当时把我雷得不轻。依在下目力所及，做官成瘾者在中国大有人在，但硬要把官瘾说是一种病，甚至是人见人怕的精神病，总觉得有些过于小题大做。直到近日发生了两件与官瘾有关的骇人听闻的事儿，才确信专家所言非虚。
　　《重庆晚报》的消息说，3月16日吉林一男子爬到高压铁塔上向领导示威，要求当公司的财务科长，声称如果领导不答应就要跳下去；《新京报》的消息说，广西柳州一名大学生村官因为在公务员考试中落第而发疯，其父母不得已将他关进了铁笼，3月15日，该村官被广西脑科医院免费收治。
　　想当官想到这个份儿上，就不单是一种“瘾”，的确是相当严重的“病”。
　　国人的官瘾由来已久，见诸文学作品的，描写得最传神的当数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举”。范老先生中举之后发疯，广西村官落第之后发疯，看来这官瘾真是害人不浅。照理说，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做官与做医生、做教师一样，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正当职业，需要有人追求，也需要社会鼓励，可为什么这样一种正当的职业屡屡把人逼出病来？个中缘由不可不细加端详。
　　若追根溯源，国人官瘾当可上溯到孔子所言“学而优则仕”，以及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在封建时代，科考选拔人才其实就是选官，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金榜题名、官袍加身差不多是古人读书的唯一目的，若是做不了官，十年寒窗又所为何来？做不了官就永远是仰人鼻息的一介草民，做了官便立马成为号令众生的人上人，这做官不做官的差别实在太大。所以古人官瘾大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
　　时序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从理论上说，做官只是社会精细分工之下的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官员的职业并不能天然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名望、财富多寡，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官员在国人心中的份量，依旧是其他职业所不能望其项背。去年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大学生职业意愿调查中，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国企老总高居状元、榜眼的位置，排名远在科学家、医生、教授、律师这些“受人尊敬”的职业之上。
　　从官瘾的“发病率”及“病重程度”看，今人也不亚于古人。去年有广东省政协委员透露，深圳市招考一个处长的职位，有40个大学教授来争抢；2004年新华社曾报道说，江西瑞金某小学一个班级，42名小学生人人皆是“官儿”——除了班长、学习委员、小组长这些“常设官员”之外，负责关灯的是“灯长”，专司关门的是“门长”，每个人都有“官衔”。看来，这官瘾真是举国上下老少咸宜啊！
　　这么多人想做官，只能说明做官“计划内”的好处实在太多，至于有哪些好处，做了官、想做官以及做不了官的人都心知肚明，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太多的人想做官，甚至想到发疯，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于个人而言，容易患上精神病，甚至如那位广西村官一般病入膏肓；于社会而言，大家都想去做官，科学、文学、艺术、教育等等这些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做官的事儿就没几个人肯干了；此外，做官成瘾是一件相当劳神费力的事情，官瘾治疗中心做过一项调查，他们收治的病人每天花6.13个小时计算权术——这样的官儿也不能指望他做一个好官。
　　官瘾这种病尽管发作在个别人身上，但其病因却在于社会，严格说来是个社会问题。所以，我很怀疑将那些想做官想到发疯的人送到精神病院对于医治这种病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只要做官的非正常利益依然存在，就会不断有人患上官瘾病，不断有人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