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心十字路口的一旁，常常见到一对卖烤红薯的夫妇。各推一辆简易的小平车，车上放着蜂窝煤、生红薯和一个用废弃的汽油桶做的火炉。

火炉很是独特，是用两只铁桶拼接在一起的，上面的那只桶大出许多，是专门用来烤红薯的炉膛。红薯按生熟的程度，自下而上把个炉膛填得满满的。下面的小桶才是用作烧煤的炉子。

烤红薯的味道，自炉子里散发出来，十字路口旁就弥漫着这股香味。特别是在夜幕降临时，给人一种极其温馨的感觉。也极易调动起过往行人肠胃的兴奋，而督促着人们回家的脚步。

那对夫妇，看上去三十二、三岁的样子。男的是个络腮胡子，黑色的胡须，密密匝匝，从耳根一直蔓延到下巴，把整张脸围了半个圈，如果不是黑红的脸膛透出几分憨厚，定会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冷峻。穿着一件旧式的军大衣，灰色的裤子，绿胶鞋，虽然陈旧，但很是洁净。女的，齐耳的短发，两腮红红的，一双大眼睛。可以让人想见她少女时的妩媚。红黑两色的格子呢上衣，戴着一幅蓝底白花的袖套，蓝裤子，塑料底灯芯绒的棉鞋。夫妻俩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但从来不呦喝，只有给人们称红薯时才说上几句话。却也不过是“几斤”、“多少钱”，再有就是“小心烫着”之类的短语。

几个烤熟的红薯放在炉子上面，算是吸引顾客的招牌。他们的炉子前，很少能看到拥挤，所以生意并不十分红火。我曾一度猜想，他们的日子一定过得很清苦，或者说根本不会有现代人生活的浪漫与情调。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整日为生计而忙碌奔波，日子还会有什么享受和品位可言？

他们并不固守一块地方，我在几所比较大的学校门口，还有市中心的闹区，都曾看见过他们。

我问他们买过一次红薯。那是周日，和儿子去逛书店。他们的摊位就摆在我经常走的十字路口旁。儿子是被那股香味诱惑得不能自禁，拿出儿时缠磨人的伎俩逼我就范的。于是，我光顾了他们的小摊。男的很仔细地从炉膛里挑出两个烤得焦黄的红薯，过了称，用一张废旧的报纸包了，递了过来。隔着报纸，都可以感觉到红薯的热烫。刚刚拨掉一小块皮，香味就扑鼻而来，儿子象只馋猫，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于我而言，小时候已把烤红薯吃腻了。每逢秋天，还不到红薯真正收获时，父母就早早地隔三差五地从地里拔几颗回来，或蒸、或煮、或烤，让我们尝个鲜。新红薯的鲜，纯得如露水般清透。贪嘴的我，有时和小伙伴，直接到地里顺藤摸瓜，从松软的土里拔出红薯，洗净上面的泥土，生着就往嘴里塞，那股清脆和甘甜直入肺腑，甭提有多痛快了。偶尔，我们也在地头找一堆干草，点燃后将红薯放入火中，把红薯的皮烧得暴起泡，黑乎乎的。直吃得我们的嘴漆黑如炭。

等到秋末收获后，红薯便成了家家户户饭桌上的主食。父辈们有一套极好的储存红薯的方法，起红薯时，让红薯带上厚厚的一层泥土，放在家里的柜顶上或者地窖里，一直要吃到第二年红薯下苗栽种的时候。那时，我们早没了新鲜，不仅看到红薯就皱眉，而且稍为吃点胃里就直冒酸水。为此，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里，不管在什么地方看到红薯，我都不会有尝鲜的欲望，甚或这辈子不吃也不想。

我想，不仅是我，和我同辈或者比我大一些的从吃红薯的年代里走过来的人，如今过着食不厌精的生活，一定也不会青睐这原始的火炉里烤出的红薯。他们的烤红薯也只能吸引一些好奇的孩子或者是特别怀旧的老人罢了。

 所以，我常常会对他俩涌上一丝怜悯。摊位孤零零地摆在我每日必经的十字路口，生意的冷清，会不会让他们的养家糊口也成了问题？其实，在这个城市里，只要你肯花力气，还是有很多的挣钱门路的，他们怎么不改做其它赚钱快的买卖呢？

然而他们看上去似乎很满足，甚至有一次我目睹了他们夫妇在街头的“亲热”。

那天，西北风刮得很是猖狂，冬日的太阳根本不足以给人温暖。从我家到街心的那个十字路口，有一段比较僻静的路，路的北面是一排平房。他们把两辆车并排放在了墙根下，两人面对面地坐在车辕里，女人的脸埋在男人的大腿上，男人用粗糙的手，梳理着她散乱的头发，眼里放射着与他的面孔极不相称的温柔。她微微闭着眼，看上去很是惬意，应该说是一种幸福。这一幕，让我很感动，甚至有点羡慕。

后来，我与一位买菜的山东人聊起了他俩，他们是同乡。买菜人告诉我，他俩是逃婚出来的。当年，他俩爱得痴狂，女孩子的父母嫌男的家里穷，又刚当兵回来，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俩的婚事，坚决要把女儿嫁给一位有钱的老板，他俩就逃到这里。男的在煤矿、建筑工地上都干过，不是发不了工资，就是工作太危险，最后，夫妻俩开始走街串巷卖烤红薯。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很充实，很快乐。

忽然间，我对他们产生了些许的敬意。今日，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有多少幸福能比得上他们烤红薯的实在和淳朴？真诚和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