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8日《南方周末》首次披露了中国顶级富豪的精神世界的一项调研结果。紧接着，国内许多报纸都争相转载。一时间，这一问题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被调查的中国拥有财富22.02亿元人民币的国内富豪中，他们几乎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那就是金钱给他们带来的“不安全感”和“烦恼”。而且还有一些人认为，来自各方面的“不安全”成为困扰他们的最主要问题。这看上去，是中国顶级富豪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应该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安全感”成为当代人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富豪们面临的“不安全感”自然不必多言，在中国，普通人也遇到了与富豪们一样的“不安全感”的难题。如现在的人普遍感到社会越发展，自己的生存面临的压力越大，不安全感的因素也越多，很多的“不安全感”皆因与“钱”有关。如生活上拮据、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整日生活在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之中。那么，是什么造成普通人的这种不安全感呢？很显然，不能简单将原因归之于他们自身。世上没有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过上一种安全的日子。问题在于，想是一回事，能不能过上是另一回事。现在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致力于能力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施展才能的公共场。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生存的一切都寄希望于别人的恩赐，那是永远不会得到持久的幸福的。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中获得生存的资格既不能靠天，也不能靠地，更不能靠侥幸，而要靠自己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应该是与正当的手段、合法的途径有直接联系的。

 由此观之，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不乏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但是，看看这些有能力的人生财史，我们不难发现“能力”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原罪”的意义。这种“原罪”往往伴随着一种良心上的发现，使其不时地使自己有一种灵魂上的不安感。与这种“原罪”上的不安全感相比，那些靠自己勤劳的人又常常陷入一种“能”的“无能”的困扰之中。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们也希望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安分守己，但是，这样的善良愿望不时地把自己抛向贫困的边缘。谁都没有理由说他们“无能”，问题是他们的能在很多情况下就是选择了“合法”而变得似乎“无能”。“有能”而“无能”使他们面对许多人生的痛苦，表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则常常有一种因为“需要”而“得不到”的“不安全感”中，尤其是当他们目睹大量的分配不公现实的时候，“仇富”的不健康心理把他们又拖向了“不安全感”的境地。从表面上看，这种不安全感完全是来自自己的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但实际上这其中有着他们的很多无奈。因此，在他们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会公平尺度的倾斜。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任何人都不会把自己生的希望完全抛给社会，他们所期望的只不过是社会能够让大家有一种公平的感觉。所以，人们评价社会的好坏，常常以是否公平的尺子来权衡。正如人们经常说的，一个好的社会要使每个人活的自由，要给人以生的希望，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来破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链”。而从现实来看，造成多数人贫困的重要原因往往是起因于社会公平尺度的缺失。“公平”在很多情况下在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失去了“公正”，成为“物权”的奴隶。在一个公平缺失的社会里，人们的安全感自然也就得不到保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今天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口号，从社会的角度看，是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问题，从人的角度看正是要着力解决来自人们心理上的诸多不安全感的问题，这需要在制度安排上重塑制度的公平正义的公共理念，这对于确保社会和谐发展目标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