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隐藏的论语》上架以来，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反馈，呈现好恶两极反差的态势。喜欢的朋友喜欢得不得了，认为有新意，令人感动。不喜欢的认为我胡天海地乱扯，论据不足。褒与贬，都令我惭愧难当。

《隐藏的论语》写作时间很长，书中内容前后有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次最大的修改，将原来的42万字一下子压缩到现在的33万字，使得原先从容不迫的叙述方式变得快马加鞭，内容重点也格外突出整体脉络的整理和《论语》与现实的结合，而删除了大量我认为没什么必要的字词“考证”。在我看来，《论语》的价值不在于非要统一格式，给定一种最权威的标准答案，而在于它对今天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当今的社会还是否依然具备指导作用。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今天读《论语》，仍然让人豁然开朗，启迪心智；仍然让人收获宁静，启迪未来。这是我关注的，《论语》的整体感与现代感。而在字词的考据方面，非本人所长，也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始终认为，啃古书的意义在于淘金黄沙始见金，发现书里的智慧，而不是将千条万句相堆砌，淤塞知见，迷惑众生。

尽管考据不是重点，但《隐藏的论语》在字词释义方面仍然是严肃的。我运用的是一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首先，用《论语》来注《论语》。

举首篇首章“学而”为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学术主张能被时代所接受，付诸实践，不是件欣慰的事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自远方来亲近，大家互相切磋，不是件高兴的事吗？即使别人都不理解我，也不心存怨恨，不也是君子风范吗？”

其中有两点我跟一般释义不同的地方，值得指出来。

一是“学”我解释为名词，学术、学问、思想主张，而不是动词“学习”。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学”在句首，理解为名词作主语更恰当；

第二，“时习之”的“之”是指代词，与“学”作“学问”解是完全对应的；如果“学”解释为“学习”，那学习的对象是什么？学什么，时习之很快乐？学偷钱包、学杀人而时习之，会不会不亦乐乎？可见，“学”解释为“学习”是漏洞百出的。

第三，如果要考据，《论语》后文就有与此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子：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学之不讲”同样是“学”置于句首当主语，意思是“学问、学术主张”。有趣的是，“学之”与“学而”，后边跟的都是语气虚词。这条论据不是比掉书袋寻章摘句有力得多吗？为什么我们视而不见呢。

第二个不同，“时”我解释为“时代，时世”，《孟子》有一句名言：“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就是指“时代、时势”。“时”解释为“时代”在先秦典籍中可谓俯拾皆是。

其次，选择常态，拒绝变态。

每个人的说话方式不同，北京人爱说“靠谱”，广东人的意思是“正点”。孔子也有他独有的说话方式，其究竟的含义最好用其他语境中类似的话语加以实证。比如“何有”的句式，在《论语》中出现多次，如下：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国，如礼何？”

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 ……“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有人将“何有”解释为“有什么困难呢”，“何有于我哉”就是“对我来说有什么难的呢”，好像孔子总喜欢牛气哄哄地自吹自擂。我当时就很奇怪，“困难”这个词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何有”是倒装句，“有何”也，直译是“有什么呢”，“困难”从何而出？

如果我们将“有什么呢”直接代入以上每一句话，可以发现这是孔子常用的语言习惯之一，先说几点显而易见的，然后说“何有”——还有什么呢？意思是肯定前者，再发问“还有吗？”，这样的语言习惯通常在老师当中最易出现，是一种启迪，反问，使交谈者能够充分思考。孔子也是这样的教书匠哪。这样理解，《论语》中所有的“何有”句子都一通百通了。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国，如礼何？”

孔子说：“能以礼让来治国吗？（不这样）还有更好的治国方法吗？不以礼让治国，又如何向全社会推行礼制呢？”

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 ……“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

孔子说：“仲由很果敢，可从政的素质他还有什么呢？”……“赐很通达，可从政的素质他还有什么呢？”……“求多才多艺，可从政的素质他还有什么呢？”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孔子说：“将各方面的知识默默记取于心，学习从不感到满足，教诲别人也从不感到厌倦，除此以外，我哪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孔子说：“在外事奉公卿，在家孝敬父兄，办丧事不敢不勤勉，不因酒误事，除了这些，我哪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切实地端正自身品行，对政事来讲，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品行，又怎么能端正他人的品行呢？”

综上可知，“何有”译为“还有什么呢”，比译为“有什么难的呢”更准确，更符合说话人的常态。如果孔子是个拿自己优点四处炫耀，吹嘘“对我来讲有啥困难”的人，何其浅薄也，还能是一个广被时人尊敬的智者吗？相反，正因为孔子对道德学问无止境的追求，谦虚而文雅，孔子才成其为孔子。可惜的是，当今《论语》注解中充斥着大量故意选择变态、舍弃常态的译作者，其目的只是方便自己大放厥词，显示他比孔子高明而已，潜台词似乎在说：孔子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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