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文化中国”

作者：罗青

《南方周末》  2018-04-05

 

 

    我本来想说“我爱文言文”，与其说我爱“文言文”，不如说我爱“绝妙好文”；与其说我爱绝妙好文，不如说我爱“创作绝妙好文的奇人、逸士、怪才”；与其说我爱写作绝妙好文的奇才，不如说我欣赏、享受、热爱这些奇才脑中“匪夷所思的想象力与浩瀚博大的智、慧、情”。

 

    这些奇才们，多半是嵚崎磊落、刚健雄厚、聪明敏悟、神致潇洒之士。他们娴熟地使用中华语文，缘情绮靡，沉思命笔，慷慨啸歌，痛快神遇；在中华文化中成长茁壮，创造了“文化中国”，也改造丰富了中华文化，成为“文化中国”大观园中亭台楼阁的主要支柱。

 

    自《尚书》以降，近三千年来，奇才们发展出一种简洁生动又随时成长的书面文体：“文言文”，超越狭隘的地域、族群、方言，超越广大的中外、时间、空间。世界上任何人，只要学会基本的中华语文，就可依靠通俗的注释传本，无师自通地初步阅读朗诵，直接“尚友古人”，与奇才们做各种深浅不同的学习沟通，各取所需地从中摘取自己所向往的智慧果实。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有心、有识、有才，愿意勤读学习“文化中国”，承继延续“文化中国”，发展光大“文化中国”的人，或温润娴雅、冲和纯粹，或爽直豪放、局量开阔，都是“文化中国”的血液、养分与支柱；至于凡是对“文化中国”精神，鄙视轻贱、侮辱污蔑、攻讦曲解、肆意破坏的，则必定成为“文化中国”获得检讨改进与不断成长的助力与动力。此无他，因为“文化中国”气度恢弘，有容乃大，兼收并蓄，丰姿圆熟，灵趣兴会，波澜老成；真可谓万变始于寸心，古今中外都乐见，笔端妙通性命，老少男女皆喜闻。

 

    我们之所以要做中国人，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我们能够与“文化中国”中这些灵活有趣的奇人、逸士、怪才，一起呼吸对话交流，一起悲欢努力创造，共同深刻回顾反省过去，协力睿智展望规划未来。

 

    没有孔丘，我不会“十五而有志于学”，发愤苦学中外文学艺术；没有孟子，我不会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没有老子“骑青牛出关”，我不可能想到《老子》第八十章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宣言；没有庄子，我不会探索“翼若垂天之云”那样雄奇瑰丽的想象力，也不会在多年之后，醒悟“濠上观鱼”是世界上最早的“解构思想”，从而发展出“兴游美学”。

 

    没有屈原，我不会明白“露才扬己”会为自己招致忌妒、中伤、排斥，甚至“忿怼沉江”的毁灭。没有司马相如，我不会懂得“不师故辙，自摅妙才”的重要，不解淹博宏丽、卓绝一世的快意，日后我更不会发兴研究辞赋与JohnLyly（1554-1606）“优非体”（Euphemism）的关系，同时发现《汴都赋》与《清明上河图》的密切关系；没有司马迁，我不能体会“发愤著书”的痛心，也不会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与虚心，去改写绘画史与美学史。

 

    没有王羲之，我不会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书法体用传创之心，从而提出《吓死仓颉》的书法创作构想；没有陶渊明，我不可能有“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的诗学奇志，不会有“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的笔力奋发，更难以体会“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恬淡境界。

 

    没有杜工部的《秋兴八首》，我不会写出《吃西瓜的六种方法》；没有李白，我不会发现我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狂怪奇崛之气；没有李商隐，我不会开发出幽玄迷蒙“尽日灵风不满旗”的诗笔画意。

 

    没有郭河阳的《山水训》，我不会在十四岁时就对“山水画”有“形而上”的理解与会心。没有苏东坡，我不会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基本创作认识；没有黄山谷，我的诗文不会追求“出门一笑大江横”的斩绝峻拔之气。

 

    没有赵松雪，我不会开悟“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此一“古意”（文化历史感）拉开了中西绘画的巨大距离；没有黄大痴，我不会察觉“画石之法，先从淡墨起，可改可救”一句话，开启了墨彩画六百年的“美学典范之大转移”，产生了对《富春山居图卷》全新的诠释。

 

    没有徐文长，我不会有追求诗、书、画、文四绝的奢望；没有董香光，我不会从“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中，悟出因笔生笔、出入古今的墨彩绝密要旨；没有张宗子，我诗文的用字造句，不会有“幽窗开卷，字俱鲜碧”的生猛泼辣效果。

 

    没有石涛上人，我不会有“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的宏大挥洒气魄与自信；没有沈宗骞，我不可能通透明清四百年画论，转而形成我的一家之言；没有姚大梅，我不可能重新发现，比梵高还早夭的任渭长，是明清以来，承先启后最伟大的世界级画家；没有黄公度，我不会在“星星世界遍诸天，不计三千与大千。倘亦乘槎中有客，回头望我地球圆”这首诗里，开创出我自己的太空诗画世界。

 

    我愿意与如此天机灵动、趣味横生的才人们为伍为友，行住坐卧，共枕而眠，或夜半窃窃私语而寐，或清晨大声辩论而兴；同时，我也愿意与他们朋友的朋友或学生弟子为友，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朋友群；大家相互开阔心思，尽胸中笔端丘壑之变；博观约取，收厚积薄发纵肆之效；识量宏远，得千古中外知音之赏。

 

    我不能想象，我的世界如果缺少了他们，会变得何等荒芜枯燥、寂寞无味，又衰败无聊；会堕入何等甜邪俗赖、倾侧偏窄、燥裂浮薄、疲软沉晦之境；而我自己，则成了沿门擉黑之人，而不自知面目鄙陋、粗暴可憎，丑态毕露。

 

    记得十三岁时，有缘随古闽女史温碧英老师入寒玉堂随溥心畬习画，那时已经会骑单车的我，每个星期六日傍晚，都要骑车至基隆田寮河大木桥旁的夜市闲逛，在昏黄的路灯下，半蹲在骑楼的阴影中，努力睁大眼睛，浏览地摊上杂沓堆积的新旧图书。于乱翻乱看腿酸脚麻之际，我前前后后，买了《中国画入门》《陶渊明诗、苏东坡和诗合订本》《中国笑话书》等书，私心窃喜，视为密本，读之快然，获益匪浅。

 

    《中国画入门》除了介绍芥子园式的山水、人物、花鸟画法之外，还选录了郭河阳《林泉高致集》中的《山水训》一文。当读到“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无须逐字批注白话翻译，我立刻发现，其中拟人化的比喻，贴切而出奇，现实又超现实，形而下兼形而上，让我在蒙养诗画的想象与理解上，获得无限启发，顿然有心窍大开之感。从而觉得，当时常爱背着画板画架，到处去作水彩写生之举，实在只是皮毛炫耀，所作诸图，不过风景明信片而已，连“山水”的边都摸不到。以前常听父亲讲万斯同（1638-1702）幼年过目成诵，如何如何了得的故事，觉得终生难以追比。可能因为自己爱画山水的关系，《山水训》看了一两回，居然自然成诵，想忘也忘不了，遂觉万斯同也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

 

    书中也提到了大涤子的《画语录》，我连忙找来，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硬看一通，读到“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觉得不用名家解说，也能含首点头，心领神会，有了大画家当如是的豪情；读到“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顿然拍案叫绝，胸次豁然开朗。

 

    后来，我有缘在乡贤诗人李渔叔的见证下，拜河北任博悟入迂上人为师，勤习《张猛龙碑》，掘得南宗密钥，最终于也能约略懂得“且山水之大，广土千里，结云万里，罗峰列嶂，以一管窥之，即飞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也”这样的山水之道，我似乎可以点滴神会，在十七岁时。

 

    初二那年，父亲送我两本书为生日礼物，一是《秋水轩尺牍》，一是《古文观止》，都是当时流行的样板礼物，没有什么特别。父亲说《观止》可以随意翻翻，《秋水轩》则一定要努力熟读。我一面背诵《尺牍》，私下却爱上《古文观止》，有空翻到哪就读到哪。记得一次打开的是史记《滑稽列传》，说“长不满七尺”的淳于髡“滑稽多辩”，是“齐之赘婿也”。刚好隔壁邻居，也有一位爱讲笑话的矮冬瓜，遭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是“招赘的”。我喜欢听他湖北腔的笑话，同情他的遭遇，就让他在我心中与淳于髡合而为一，暗暗替他抱屈不平。我深深认同淳于髡“此鸟（三年）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寓言，日后行事，也奉此为圭臬。我第一次出诗集、散文集，第一次开画展，无不如此。

 

    接下来，淳于髡说齐威王饮酒一段，先以“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这样的悖论开始引题，对我后来写诗，也有很大的启发。他从“不过一斗醉矣”，到“饮不过二斗径醉矣”，到“可饮八斗而醉二参”，终至“髡心醉欢，能饮一石”，以层层正反推论之法推展妙理，十分扣人心弦，不知是淳于髡会说，还是司马迁会写，总之，如此妙法对我的处女诗集《吃西瓜的六种方法》中的许多作品，都有影响。

 

    因为喜欢“滑稽”，所以高高兴兴买来杨家骆编的《中国笑话书》来贪读，念到冯梦龙的《笑府》序，但觉满眼怪石奇峰，字句突兀以惊心，满纸飞泉破雾，语气佯狂以骇耳，让我开怀大笑，若有所悟。该序文短而字精，吸取了古文八大家的全副看家本领，不信请看：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耳。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墨憨斋主人题。

 

    简简单单“笑话”两个字，在他笔下，居然可以字字反复申论，层层翻出新意，嬉笑歪说居然讲成正理，一偏之见转而翻成正见；其粪土古今经典，糟粕圣贤才子，漫画大千世界之痛处、痒处、短处、虚处、痴处、迂处，句句反讽，针针见血，令人哭笑不得，真是“不笑不话不成世界”。此序，不但点拨了我为序为文之道，更启发了我字句节奏之法。

 

    《笑府》中的笑话，我至今还多能背诵，例如《颂屁》一则，嘲弄一爱拍马屁的八股文秀才；说他见了阎罗王，正准备挨罚，“王忽撒一屁，士即拱揖进辞云：‘伏维大王，高耸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音，仿佛麝兰之气。’”阎王顿然转怒为喜，“命牛头卒引去别殿，赐以御宴。至中途，士顾牛头卒谓曰：‘看汝两角弯弯，好似天边之月，双目炯炯，浑如海外之星。’卒亦喜甚，扯士衣曰：‘大王御宴尚早，先在家下吃个酒头了去。’”既讽秀才笔下只会屁样文章，又讥刺大官小吏都爱长短马屁，一笑三话，有深入世事人情骨髓之妙。

 

    这种四六对句，内容随意可庄可谐，节奏必然轻快有劲，凸显中文特质，最方便吸引小孩背诵。我之所以喜欢，全因幼时父亲常爱吟诵的缘故；可惜现在小学中，完全不见四六踪影，真是遗憾。父亲讲得最多的，就是湘潭先贤罗慎斋罗典（1719-1808）的故事。罗典湖南乡试，拔得第一，中进士后，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五次连任，主持该院长达27年，山门挂出“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对联，大振三湘士气二百多年。一日，典父携典，拜望地方长官，只见他三尺童子一名，毫无忌惮地在厅堂之上跑跳玩耍，长官不悦，哼而哂之曰：“小孩子鸡飞狗跳。”不料罗典趴在太师椅上，头也不回地应道：“大宗师虎视狼嚎。”长官一急，补上一句：“竟成鸡鸣狗盗。”罗典一秒也不耽误的顶上一句：“原来狐假虎威。”捷才如此，遂令刚满十岁的我，万分钦羡佩服。

 

    父亲三岁失怙，与母亲在爷爷的庇护下长大，他常爱挂在嘴边讲的“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这些格言，都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我后来一查，原来这些都是曾国藩的名句。当年在湘潭，曾文正公的影响，那可是既深且广；到后来，我这四十岁前从未到过湖南的湘潭人，居然早已成了文正公的信徒。

 

    于船务生意繁忙之暇，父亲最爱诵读《古文观止》，八十四岁时，因眼睛不耐小字，还亲自跑到重庆南路三民书局，购买厚达千余页的革新版新译《古文观止》，置于案头，随时查阅，对书局老板广东刘振强先生，赞不绝口，佩服得不得了，连连说，好文章就是该这样好好印行才好。

 

    他最喜欢背诵的名篇是一千多字的《滕王阁序》，小时候他常对我说，湘潭罗氏，虽是普通耕读农民，但都要背诵此文，你也必须会背，因为我们“鼓桑罗”的祠堂里，供写的是“豫章堂上”，原来是“豫章罗”，明初才由江西移居湘潭。此序开头两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上句回顾过去，下句定义现在，罗氏后人，岂可不知。王勃当年二十多岁，随父亲去江西就县令职，途经洪州，也就是豫章县境，遇到州牧都督阎公，重修“滕王阁”迄功，大宴四方文武豪俊，而无人能为之作序。所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在父亲的口中，自谦童子的王勃，只有十几岁，他振臂而起，登台试笔，每出一句，立刻有人高声上传于大堂之中，浓墨抄录在屏风之上，及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六句，都督闻之大惊，击案叫绝，叹曰：“天才！奇才！百年难得！”父亲说到这里，右手一拍大腿，对我吟唱起来，唱至“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好像他是百感交集的阎公，而坐在小板凳上的我，就是王勃，在灿烂的晚霞里，看到渔舟点点而来，有如历朝历代历历过眼；听到大雁惊心而鸣，神似奇才逸士潇洒啸歌。而“文化中国”的传承，在父授子受之间，于是乎在。

 

    二十世纪中期，“文化中国”的传承，一度遭到无情的破坏，仿照远藤周作《沉默》一书的说法，就是一时之间“叛教”“弃教”者众，到现在还未完全恢复。此变逼迫“文化中国”不得不层楼更上，深刻探索继续努力开拓的新方向。反讽的是，依照《沉默》一书的考察，所谓“叛教”“弃教”者，最后往往反倒变成了“护教”先锋。“文化中国”不是宗教而超越宗教，是一种个人由内而外发出的信念、憧憬与情怀，永远在各种挑战之中，继续朝博大精深，自我提升的目标迈进。我这篇小文，就是“文化中国”大观园在各种刺激下，产生的最新砖瓦，为不断扩建的新屋新路，备下基本建材，而其主要成分，皆是以“文言文”为媒介所传达的思想，缺此，新式建材，绝对无法顺利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