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的大力“扫黄”，民众都很赞同。但许多事要避免“矫枉过正”，因为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往往就会变成谬误。譬如在近日的陕西省两会上，政协委员、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杨维平教授，就提出：为了让孩子们远离手机黄毒，应该通过立法、禁止12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手机。

    对于这个依据荒诞逻辑、所得出的荒诞建议，已经遭到了不少媒体舆论的口诛笔伐，我就不再重复地去驳斥它了——从本质上说，任何人都享有使用通讯工具的权利！包括未成年人。至于他会不会用，是一回事，而能不能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您要知道——人家拿的是“手机”，不是“手枪”！

    但让我困惑的是，提出这个“天才设想”的，怎么竟然会是一名师范大学的老师？我前两天读到《成都商报》，它有一段评论，写的很好，大致意思是：一切教育的本质，都是要求人们为孩子的心灵开出面向世界的窗户，而不是砌起禁锢和禁忌的高墙。因为禁忌的减少，正是社会由野蛮转向文明的标志。成人们需要用更多的耐心和智慧，逐渐让孩子懂得有节制和有选择，这才是真正对孩子负责的教育。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逐渐地了解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过程。而动不动就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纯粹是一种简单化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成人暴力。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许多像我这个岁数的成年人，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似乎坚定地认为：只有我们的认知和判断，才是无比正确的，而完全枉顾儿童、包括青少年的自身感受，完全忽略了他们处在一个、与我们成长所不同的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以及所掌握的新知识，和所培养出来的价值观。不错，所有的孩子们都需要成人的监护和引导，但是，咱们这些扮演着老师和家长角色的人，至少得先问问自己，我们了解我们的孩子吗？

    自从“80后”这个词汇的诞生后，我们就误入了一种简单的标签解读时代，许多大人都容易把青少年“妖魔化”，比如习惯性地认为，“80后、90后”甚至“00后”的人，一定缺乏社会责任感、一定容易耽于享乐和网瘾，于是，他们的一切，都应该由被成年人事先来设计，设计不成就指责，指责不成就大讲立法禁止，反正，似乎生活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你不按照我的方式做，就是问题少年、另类青年，甚至，动辄以治疗网瘾、或者以扫黄的名义，剥夺属于他们的一切自由和权利。

    我的老朋友曹景行先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与我们这些人相比，“‘80后’是成长于正常年代的一代，其‘公民意识’远超前人。”而像韩寒这样的人物出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你可以不同意韩寒的观点，但你不能小看他的社会认同度，至少对他博客上的每一下点击，都代表着人们对他所投出的赞成一票！

    众所周知，青少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判断一个地区和民族，是否具有创造力和文化活力，首先要看，这个地区和民族青少年是否幸福和快乐？社会的制度设计，究竟是鼓励青少年的自由和尊严，还是完全走向相反的方向？很遗憾，在今日之中国，制度正在逼迫许多青少年不能不走向“叛逆”——压抑的思想舆论、僵化的教育体系、过分追求利益化的价值观……可笑的是，成人世界还总想出更为荒诞的方式，来试图压缩他们多元化的生活与思考空间，譬如“京剧进校园”、“春节向祖国拜大年”、“建议缩短寒暑假”等等，而学生自发社团和青年们的社会组织培育工作，永远停留在教育者的口头上。

    只有当前不久，美国机场被一位中国留学生“吻瘫”的新闻出现之后，我们才多少有了些反思：博士生为何都如此缺乏社会责任感？——是因为他们的选择权，早就从小被剥夺干净了，除了溺爱或管制，我们并没有给机会、让他们在成长中过上一种真正有责任感的生活！

    “妖魔化”别人的心理因素是因为恐惧，而恐惧的产生，则基于一种严重的不自信和对生活的无力感。于是，暴力化，就成了一切不自信和无力感最后的遮羞布。这就像很多家长辱骂孩子的时候，老是喜欢不假思索地开口说：你这个王八蛋！……

    怯怯地问一句：如果孩子是王八蛋，那么你又是什么呢？